养好母鸡，下蛋;蛋的一部分可以吃，一部分再孵小鸡，养大成为能下蛋的母鸡。如此，会下蛋的鸡会越多，可用于吃的蛋也会越多。这是生活中一个朴素的常识，当前正作为一门学问被上海运用到了农村集体资产改制中来。

“老母鸡”终归是村民的老母鸡——上海的做法是通过股份合作化将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交还到农民手中，使其共享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成果

499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这相当于甘肃全省2015年GDP的70%，比2015年全国排名第35位的温州市年GDP(4610亿元)还多，这就是当前上海镇、村、组三级所拥有集体总资产的规模，在当地农经界也被形象地比喻为上海五百多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老母鸡”。

上海农经界的方志权研究员对农村集体资产这只“老母鸡”感情颇深，他说，当年爷爷辈带着家中地契和所有的生产资料加入到集体，然后一直在集体生产，也依靠集体维持生活。“今天上海农村集体资产能有这么大的盘子，与当年的土地和老乡们投入和付出分不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上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种偿还，可以说是还权于民。”

此事并不容易。由于农村集体产权情况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多、相关法律政策制度不匹配等种种原因，农村集体资产处理普遍被认为是件大难事。而像在上海这种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不少生产队和村民委员会的建制被撤销，很多农民转为居民，农民不放心，这些集体资产怎么办?改革显得极为迫切;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情况非常复杂，人员变动相对频繁，地界调整大，一些地方还存在不小的矛盾或纠纷，真正处理起这个问题困难不小。

农民变居民，但生计问题却是伴随终生。“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最终需要体现在民生的改善上。因此上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向很明确，就是让农民能生活得更好。”上海市农委总经济师王国忠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的这项改革是按照“清产、确权、设股、运营和分配”程序来走。2015 年，上海制定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方案，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但把集体经济产权真正交到农民手中，很不容易。这里牵涉到有多少、谁有份、怎么分，都是问题。”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莘吴社区股份合作社理事长戴国民说。

莘吴社区股份合作社是由原来的莘庄镇东吴村改制而来的：2010年7月，东吴村最后一个生产队东青元批准撤销生产队建制，并完成生产队资产处置(撤队分配)。2012年3月，东吴村正式启动撤销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改制工作。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除了摸清家底，还要做产权界定，确定入股方案，资产量化改制方案。光是农龄统计这一项基础性工作，就要了解大量历史情况、家庭情况、甚至是“千奇百怪”的特殊情况，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核查，东吴村最终将全村9个生产队从1956年起的农龄统计情况全部上榜公示，每个人的农龄一目了然。

“东吴村在改制过程中进行了一项‘揭盖子’工作，就是发动村民提出村集体经济遗留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一一解决。”戴国民说，村民对集体资产的关注程度超过一般的想象，反映的诸如村干部留下的白条、征地过程中劳动力安置的问题、不实资产问题很多，东吴村在处理过程中反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座谈会，一一解决历史问题。当年12月15日，莘吴社区股份合作社正式成立，村民根据撤村改制入股方案、入股档次标准，自愿入股成为股民，入股率达到97.68%，目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年都能按照股份拿到分红。

东吴村的改革实践，很具代表性。上海市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注重夯实清产核资和农龄统计这两项基础性工作，组织对全市9个郊区县所有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清产核资工作进行复核，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和农龄统计工作进行复查，以确保集体资产完整、公正地归属到农民手中。在股权设置过程中，上海明确要以农龄为主要依据。上海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孙雷告诉记者：“农龄统计既涵盖了现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包括已过世曾经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长期以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农龄为股份设置的主要依据已得到了上海基层的充分认可。”当然，强调以农龄为主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上海在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注重“一村一策”，各村可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遵循准则、守住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综合考虑土地、人头等其他因素，来确定股权的具体设置方法。

2015年，上海市已实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逾1500个村中，有341个村进行了收益分配，年总分红12.5亿元，惠及社员120万人，比上年34万人增加了86万人，人均分红1025元，户均4100元，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项改革明晰了每个原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集体资产关系进一步明晰，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也是这项改革得到基层农民群众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孙雷这样评价。

镇级“老母鸡”怎么办——上海市虹桥镇的做法是组建镇级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再将合作社股权的30%留作全镇发展公共事业使用，70%股权量化到村

与其他很多地区不同的是，上海农村集体资产主要集中在镇一级，在全市镇、村、组三级拥有的集体总资产4990亿元中，镇级集体资产占到70%。“这才是我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孙雷讲，与村级集体资产相比，镇级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更加复杂，又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而且一些地方乡镇集体资产和国有资产混合记账、混合管理的问题突出，也容易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因此，不厘清镇级集体资产状况，不明晰产权，不界定清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对集体经济的贡献，难以维护好当地成员的利益。

“在村级改革的过程中，大家明白了改革是明晰产权，是让农民得利的事情，面对庞大的镇级集体资产，自然就提出了‘镇级资产怎么办’的问题。但镇级的改革实在太难了。”全程参与闵行区虹桥镇集体资产改制的虹桥镇农经站站长薛志良告诉记者，镇级资产在全镇社员或者各村之间进行分配，所涉及的因素比村、队级集体资产在社员之间分配要多。各村村民农龄有差异、各队撤队时间不一致、各村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也不一样，另外各村发展过程中出现区域调整、土地调拨以及征地拆迁等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问题错综复杂。

虹桥镇的镇级改革工作自2011年4月启动，仅方案的出台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围绕份额分配问题修改了数十遍，直到2014年8月改制才全部结束。通过对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进行清理和界定，并委托财务中介机构进行资产审计，虹桥镇界定镇级集体账面资产共计10.78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8.88亿元，非经营性资产1.9亿元。将经营性资产的70%(6.22亿)，以“生产队队数、农龄年数、拥有农龄人数、土地面积、发放征地养老补贴人数、现有劳动力人数”六要素作为股权设置依据，按照10个村六要素的加权平均比重进行量化。然后采取村级合作社持股镇级合作社的办法，各村以量化的净资产，镇资产公司以量化后剩余的净资产，组建“上海闵行区虹桥镇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确立股东代表大会为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代表55名，10个村每个村5名，镇级5名。合作社将收益按比例分配至10个村，再由村级具体实施发放，目前累计分配金额已达4500万。

“不过，镇级改革不像村级那么具体，不仅是算账分资产的问题，应该着眼于未来，建立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同时还应当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国家与集体的利益关系，另一个是公益性职能和经济性职能的关系。”薛志良告诉记者，虹桥镇改革之前存在财政资金和集体资金混合管理、政企不分的状况，在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中，虹桥镇全面清点家当，理清镇政府管理职能和集体经济运行职能，准确界定国家和集体的资产，实在分不清的地方，财政局、国资委提出“照顾农民利益”，而虹桥镇则坚持“集体资产让一步”，最终都顺利解决了。另外虹桥镇界定的镇级非经营性集体资产共1.9亿，包括环卫所、水务站等公益性单位，不参与镇级资产改革，参照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进行保全管理。

截至2016年8月底，上海市已实行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村逾1550个，占总数的93%;17个镇完成了镇级产权制度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产权，改变了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的状态，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开始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列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闵行区，2015年农民人均分红3875元，成为真正意义上享受“四金”(薪金、租金、股金、保障金)的农民，2015年闵行区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45:1，远低于全国2.92:1的水平，也成为上海郊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怎么养好集体经济这只“老母鸡”——上海的办法是积极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保值增值”的新途径，创设良好的制度与环境，设法让“老母鸡”减负增产

无论是村级还是镇级的集体资产，确股后都存在一个如何经营好的问题。上海在减负增产上下起了功夫。

2012年以前，上海的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主要是公司制和社区股份合作社两种，在对股东进行收益分配的过程中都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积极性。针对这个问题，上海创设了经济合作社这一经济主体，改革后设立的经济合作社经区政府批准到农业部门进行登记，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到金融机构开设账户，建立会计制度，实行收益分配制度，不需要缴纳20%的红利税。同时为了促进经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还出台政策性文件，有效解决了经济合作社对外投资问题，以及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或出资在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变动的问题。现在经济合作社这一主体已成为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

为保证改制后的集体资产经营效益，2015年，浦东新区创办了农村集体资产租赁交易管理平台，其运行模式为“区搭平台、镇村组织、大众参与、社会监督”。平台主要包括交易信息平台外网网站和交易信息管理两个系统。信息平台外网网站提供信息宣传、中标公告公示、在线竞租、在线竞价等信息发布和公示等服务。交易信息管理系统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网上竞价流程。二是用户以及权限管理。通过建立租赁交易平台，浦东新区拟将镇、村、队(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资产租赁交易从分散、无规则、不透明逐步纳入到一个大系统，进一步规范租赁程序，防止低价出租的现象，创新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引导农村集体资产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将集体资产交易信息通过平台向全社会发布，相当于把它摆在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竞争，价高者得，这能最大程度地促进集体资产增收增效，维护农民的利益。”浦东新区农经站站长王常雄告诉记者，近期，平台已正式开始使用，租赁交易溢价明显提高了。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制不是简单地一分了之，明晰产权之后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保障农民的长远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孙雷告诉记者，上海市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效益决定分配的原则，注重形成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让成员共享改革的收益和成果。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就要为集体经济组织养一只会生蛋的老母鸡，有的老母鸡已经开始生蛋了，有的还没有。已经生蛋的，可以给大家分，但也不能全部分掉，留一部分孵更多的小鸡，以后才有更多的鸡蛋。还没生蛋的，不能杀鸡取卵，而要把老母鸡养的更强壮，等待她生蛋的那一天。”方志权解释了“老母鸡经济学”。

上海市在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保值增值”的新途径，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以物业不动产租赁为主，同时强化镇一级对自身及所属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资金和资产委托统筹经营管理，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入股等形式参与经济开发，实现“抱团发展”的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如松江区新桥镇集体资产经济组织与漕河泾开发区共同出资组建公司法人，开发漕河泾松江高科技园，获得了稳定的高额回报;闵行区莘庄镇探索以征地农民和镇集体经济共同入股组建镇级新经济实体，预计年股金收益率达8%;奉贤区改原来各村“单打独斗”为构建村级经济发展联合大平台，成立“百村公司”，大大提升了原来村级经济的管理能力和运作水平，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全市农村集体净资产从2011年的972.2亿元，到2015年增加至1487.5亿元，年均增长8.9%

2013年，上海市农委出台了《本市加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专门对改革后的收益分配作出了具体规定。文件明确收益分配必须坚持效益决定分配、以农龄为主要依据和民主决策。对分配水平要设立上限，分配比例不得高于当年经营性净收益的70%。

“效益决定分配，就是说等集体经济这只老母鸡生了蛋再进行分配，刚开始只有一个鸡蛋，可以做蛋花汤，让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喝一点;有了十个鸡蛋，就做炒蛋，每人吃一块;再多了还可以做成荷包蛋分给大家。对分配水平设立上限，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就是要建立以丰补歉机制，在鸡蛋特别多的时候不能只顾眼前，一股脑儿全分了，要留一部分做成咸蛋、松花蛋，留着以后鸡蛋不够分的时候拿出来补充。”这套来源于实践的“老母鸡经济学”已经相当成熟，也被广泛运用于实践之中。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上海郊区没有了“农民”和“农村”，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积累下的共同财富不会消失，他们成为了城市里的写字楼、商务区、工厂厂房，仍属于曾经的村民们(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且还将一直属于他们的后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作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重大改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上海趟出的这些实践经验必将影响全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