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农民工群体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人数超过两亿，他们从事着高强度且对社会而言必不可少的工作，但整体收入偏低，平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当于城市居民的70%。让这一庞大群体获得体面收入，并让其中尽可能多的人迈进中等收入门槛，社会效益很大。

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上升通道，不能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存在差异。例如，一个农家子弟通过努力成为个体户、技术工人、教师，是中短程社会流动;而若想成为高级官员、知名学者、著名企业家等，则需要长程社会流动。然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长程社会流动只有少数人有条件完成。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分工体系、社会分层日益精细复杂，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愈加困难。对多数人而言，中短程社会流动更为常见，其重塑阶层结构的作用也更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多从农民工的自身实际出发，聚焦其中短程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多措并举，努力将农民工转变为技能型产业工人，无疑能为他们实现流动创造便利条件。

首先，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再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回报偏低，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改变这一现状，就要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工资收入，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化社保网络的兜底能力。

其次，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质量。提高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办学水平，能促进中职、高职毕业生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力，也有利于既有农民工群体提高劳动技能。事实上，从事技术性或半技术性的体力劳动者，完全应当过上更体面的生活。通过教育培训拓展中短程社会流动的空间，必将大幅度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此外，还应将政府的公共政策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结合起来。一方面，增强公共政策的普惠性，让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精准扶贫等政策更好惠及广大农民工。另一方面，激发社会组织个性化、低成本的优势，增加服务供给。例如，北京的新公民计划、上海的久牵志愿者服务社，通过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免费的课外辅导、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使其生活态度更为积极，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得以提升。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