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国庆节前，时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刘坚同志同我讨论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国家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粮食总量基本自给;另一方面是水资源严重短缺，耕地质量下降，复种指数追高，严重透支生产能力。”他让我就小区域耕地休耕轮作问题，做一些深入研究。经过调查和走访，我写出了《让耕地休养生息的策略思考》一稿，送给刘坚同志。他经慎重考虑，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推广休耕轮作，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中国人口众多，粮食需求年际间增量较大，还不能说中国粮食过关了。现在提出休耕轮作，恐怕时机不成熟。

一晃17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中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从上世纪末期的9000亿斤稳定地上升到11000亿斤，好的年成完全统计已经达到12000亿斤以上，人均占有原粮达到了400公斤以上的历史最好水平;粮食生产的组织形式，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庭承包的小规模经营为主，转向通过土地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合作化、企业化、社会化的大生产组织逐年增加，生产单元的粮食商品率已经达到95%以上;国人的食品结构更加多元化，人们的口粮总量逐年下降，原粮的转化性应用途径得到空前拓宽;国家外汇储备迅猛上升，2015年末达到33304亿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用于调剂粮食品种及进口油料的支付能力大幅增强，只要外汇需要，就可满足供应。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流通、加工、贸易等环节之间的调控能力显著增强，对粮食经济规律有了更深刻、更实际的认识。综上这一系列基本情况，给实行耕地轮作休耕试点，让耕地得到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

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持不懈地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使粮食生产创造了“十二连增”的历史最好水平。农业稳定发展了，但还不能认为即达到了科学发展的标准，也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着不小的距离。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增长方式粗放，耕地、水、劳动力资源约束越发趋紧;耕地的有机质含量下降，耕层变薄，土壤的理化性能变劣;化肥、农药等生产投入品过量使用，农业的面源污染加剧;农业外部和内部矛盾叠加，生态修复的迫切性凸显。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说明，农业亟待得到休养生息。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对耕地轮作休耕进行试点，摸索经验，争取开辟一条让耕地真正得到休养生息的宽广道路。这是中央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下，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也是主动缓解生态和资源压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日前，农业部会同中农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联合发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提出力争用3年到5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耕地轮作休耕组织方式和政策体系，集成推广种地养地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生产技术模式，探索形成轮作休耕与调节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余缺的互动机制。专家学者及农业系统的领导者普遍认为，采取科学的耕地轮作休耕，对降解土地污染、增强土地肥力、减少水土流失、恢复耕地的理化性能都有积极作用，对生态脆弱的石漠化地区，意义更加重大。

把中央的部署付诸实施，当务之急是统一四点认识。一是中央提出的轮作休耕制度的改革，是试点，不是全面推开。二是试点的目标、方法、步骤由中央统筹部署，谨慎而又稳妥地推进，试点的目的是积累和总结经验。三是试点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条件。休耕是让耕地恢复和提高生产能力，不是减少耕地总量，也不是改变耕地用途，是一种“藏粮于地”的策略选择。四是要正确处理轮作休耕试点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保证农民收入不能因为轮作休耕而减少。

既然是一项改革，就要支付成本。为了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失，中央已经决定，2016财政年度，中央财政筹集14.36亿元资金，专项给予轮作休耕试点农民必要的粮食和现金补助。社会各界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国家强化政策扶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试点一定能够取得预期效果。争取在“十三五”末期完成试点，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划定区域稳步扩大试点面是大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