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党的十八大启动新一轮改革;2020年,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2016年是中间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年,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年。在未来的五年中,进行供给侧改革,将成为深化改革的主题词、发展的新动力。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农业,也应在整个改革和发展的大目标引领下,积极改革供给,着力创造需求,为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新贡献。
中国的国民经济,体量巨大。在运行的新常态下,预期“十三五”的前两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大可能超于8%,也不大可能低到6%以下。即使低至6%的平衡就业底线,就其年度增量来说,仍然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不容置疑,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另一方面,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有所改变,传统的“三驾马车”拉动市场的环境失效;具有市场运行晴雨表功能的CPI指数创下6年来的新低,通货紧缩的苗头凸显;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经济新的增长点还没形成明显优势;工业装备亟需升级改造,削减传统过剩产品产能进展缓慢;人口红利衰减,供产销各环节的利润空间普遍收窄。综上情况说明,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对供给侧进行改革迫在眉睫。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粮食总产量“十二连增”,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的喜人形势下,也受到宏观经济运行不利因素的影响,显现出了一些过去不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资金、人力三大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大幅上升,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仍然是传统的“大路货”一统天下,市场青睐的名、优、特、新产品占比很低;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靠投入求增产的路子越走越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稳定;耕地质量下降,化肥、农药减量施用难度大,牧副渔各业生产废弃物还不能完全做到无害化处理,农业的面源污染没能得到有效控制。虽然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引起重视,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农业就不可能走上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轨道,再过若干年,也可能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大量事实说明,不论是整体的国民经济,还是具体的农业产业,都走到了动力换档阶段和发展方式转变阶段。解决现存问题,出路就在于深化供给侧改革,以改革获得发展的动力。现在的关键是统一思想,改变对“市场疲软、需求不足”的认识,放开眼界,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找原因,特别是不可低估供给侧的问题。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人到日本去买马桶盖,到德国去买厨房刀具,到美国、法国去买化妆品,到意大利去买名牌服装,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去买奶粉,从表面上看是需求问题,而根源是供给问题,是中国的产品没有随着需求的转变及时调整供给。消费者去国外买奶粉,是质疑中国的奶粉质量,出国买服装和化妆品,是中国外贸税收出了问题,即使从日本背回的马桶盖为中国造,那也说明我们的供给政策出了问题。
从现实情况分析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会得出进行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的结论。如果从经济理论上分析,会让我们认识到进行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意义。在经济运行的供给与需求两端,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供给能够创造需求,需求对供给有反作用。在上古时代,人们在对野猪、野鸡等畜禽的驯化过程中,发现其食物功能,才有需求的愿望。这种愿望反过来又加速了人们对动物的驯化和改良,于是,才建立起了畜牧业的雏形。现代的航空、航海及陆路交通,先是有了设施设备,才有市场消费;因为有了手机,才使当年十分先进的电报技术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对农产品的改善性需求,也是在生产不断发展、产品的供给性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不断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
从“十一五”以来,我们解决市场疲软问题的一个常用方法是启动市场、刺激消费,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效果并不持续。为什么?因为我们忽视了货币供给——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变化。由于传统的模式化、排浪式消费已经终结,个性化、多样性消费已成主流,在不改变供给指向的情况下,单一的启动消费就很难达到理论设计标准。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研究经济运行,特别重视供给侧改革,是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新发现、新认识、新战略。
对传统农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宏观条件。粮食产量“十二连增”,农产品市场丰富,是改革的物质条件;进行农村经营体制创新,支持发展农村各具特色的合作经济组织,是改革的体制条件;全党重视农业,各行各业支持农业,是改革的组织保障。
改革农业的供给侧,应从外部发展环境的再造和内部生产方式的改革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对农业发展的政策供给;另一方面应十分重视农产品的更新换代、质量的提高和性能的优化,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农艺、新材料,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只要各级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一系列全会精神,切实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地改,坚持不懈地改,可以断言,在“十三五”期间,一定能够使农业的素质有一个大幅度提高,产业的基础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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