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月，豫南农村广袤的平原大地上，大片大片的玉米正铆足了劲抽穗结籽。房文明，汝南县老君庙镇房坡村村支书说，7年前，这里可不是这么安宁祥和，那会村民不是上门找他要地，就是找他断土地“官司”，天天焦头烂额。

　　解决一件 带动一片

　　房坡村从一轮土地承包开始，根据人口变化年年都要调整土地，开始是一年一调整，后来改为三到五年调整一次，再往后十年左右调一次。“登记村里人口变动情况、退地补地到每个人名下，可把我们几位村干部折腾坏了。谁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谁家闺女出嫁、老人去世，都要仔仔细细登记在册。”房文明回忆说，“村民甚至要求精确到几点几分”。

　　驻马店市农经站站长许卫平告诉记者，当时根据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在全县都比较普遍。他说，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后，明确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汝南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职能由县政研室移交给农经部门负责，在地方法规与法律配套、职能部门转移过渡时期，各地仍沿袭村里土政策调整土地。

　　按照房坡村的约定，闺女出嫁、老人去世的人家要主动退出土地，娶了媳妇、生了孩子的人家才能有地可分。因此，要地的农户情绪很高，“谁家老人啥时候咽的气，闺女啥时候出的嫁，他们都算得准准的”，只要有人家人口减少了，要地农户就立即找上门来。房文明无奈地说，必须按照时间先后，确定分地优先权，如果时间不够精确，村民们就说村里处事不公道。2008年一场因调整土地引发的矛盾纠纷终于爆发了。

　　当时正值春耕，村里两户农民因为接茬地发生了争执，一户因为姑娘出嫁不肯退地，另一户因为添丁要增地，两家人便打了起来，相互毁坏对方地上作物。维持多年的调地规则突然被打破了，还引发了连锁反应，一时间村里的土政策受到农户质疑，要地户堵在村委会门口，甚至引起了群体性殴打事件。村里、乡镇多次调解，讲政策、做工作都解决不了问题。“乡亲们不是不懂政策，只是不愿意接受”，房文明看透了村民们的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本来只是个体之间的纠纷，最后演变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纠纷的农户先后到市里、省里上访，土地纠纷成为信访的主要纠纷。

　　“那时候，只要接到上面通知去接人的电话，我就头痛。”汝南县信访局副局长周红对当年的事件记忆犹新：每到收种季节，就是调地纠纷的高发期。村里乡里调解不成，农民们就开着拖拉机到县里来上访了，一来就是三四拖斗、三四十人，堵在信访局大门口。双方言辞激烈点，就上升为打群架。“讲政策，讲法律，没用!一句话不顺心，农民就跳上车直奔市里。”周红苦笑道：“工作不是一般的难做。”房坡村的这起纠纷，当事人先后到县、市、省信访部门多次上访，都没有彻底解决。

　　汝南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成立后，受理了这起纠纷案件。汝南县农经站站长苏卫红担任首席仲裁员，他们在调解这起案件过程中，几次登门都碰了硬钉子。但他们为维护农户合法权益，维护当地农村社会稳定，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十几次入村调查取证，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仲裁委按照法律程序依法作出裁决，彻底化解了房坡村的调地纠纷案件。同时，为全县解决同类土地纠纷提供了成功案例和解决的依据。房文明给汝南县仲裁委点赞说：“多亏县仲裁委，不然我们现在还在纠缠这件事。现在谁家甚至邻村有纠纷，只要拿这个案例说事，群众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案例不仅教育了群众，也给我们上了一堂法律课，我们村现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再调整土地，村里的土地矛盾纠纷也少多了。村干部也能安心搞发展了。”周红说这几年信访局这类案件明显减少了，“仲裁解决一件，结果带动一片，我们现在工作也好做了”。

　　汝南县农业局局长韩玉斌介绍说，2005年5月汝南县开始开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自筹资金建设了仲裁庭，共解决纠纷案件401起。2010年调解仲裁法实施后，规范了调解仲裁程序，已受理案件215起，调解198起，仲裁17起。目前，县有仲裁委员会，17个乡镇成立了调解委员会，277个行政村都有了调解小组，乡村调解、县级仲裁的体系已建立起来了，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都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有力地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以法服人 以情动人

　　2006年方城县被确定为农业部、河南省农业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试点县，调解仲裁法实施后，按照法律规定，方城县规范了仲裁委员会设立，乡、村两级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网络。

　　对于农村的土地纠纷，河南省南阳市农业局副局长王志恒说：“很多时候农民并不一定是为了争个结果，而是为了争个面子。” 他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解决纠纷时，秉持不伤和气的原则，能调解的尽量调解，调解不成进行仲裁时，也尽量不让双方伤了和气。我们坚持以法律为基础，以情以理动人。”

　　方城县经管站的姚勋是个经验丰富的仲裁员，他告诉记者，给村民断“官司”，难!去当事人家里调查取证，当事人情绪激动，挨骂是经常的;被当事人推出家门的事也是有的;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梗着脖子要动手的事也不少见。这种情况下，调解工作怎么进行?姚勋有办法。“遇到工作难做的当事人，我先不跟他们讲法，咱只讲情，讲理，让他们学着换位思考。告诉他们，如果你是利益受损者，你会怎么办?等他能听进去了，咱再说法，他还不服，我就把法律条文逐条给他解释，直到他心服口服。”在农经站20多年的工作经历，姚勋颇有心得。

　　汝南县常兴镇镇长刘阳告诉记者，仲裁员下乡调解案子，顺利的也要来回调解3~5次才能解决，不顺的话，来来回回十几次也不一定能解决。2008年前后关于互换地、随意调地的案件很多。仲裁员到当事人家中了解情况，经常会吃闭门羹。“当事人不见我们，我们就在农户家里等，天黑了总会回来吧?当事人情绪很激动，甚至门都不让进的话，我就跟他们先拉家常，拉着拉着距离就近了，群众的抵触情绪消除了，然后再慢慢引导做调解。”苏卫红赧然说，这是她多年总结出的经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将调解工作贯穿始终是农村土地纠纷调解仲裁的一大特点。正如王志恒所说，很多纠纷，都是农民为了争口气，不论输赢，都不能输面子，在农村土地纠纷处理过程中，坚持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再仲裁，每起纠纷的解决，都要从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大局出发，这样才不会背离土地纠纷调解仲裁工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