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是我们观察调研农村情况的重要“窗口”。当年为何要建立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又是如何建起来的?了解背后的一些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个体系。如果现在还有几个人能把当时筹建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事讲清楚，余展同志算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初参与筹建农村固定观察点始直到退休，余展同志的工作就与其关联在一起。近日本刊就当年建立农村固定观察点的事，专访了余展同志。

1978年之后，多项新的改革措施在农村施行。在这过程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为了将这些情况及时反映上去，1981年国家农委决定在部分地县建立信息联系点(后来统称“信息点”)。建立信息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了解中央农村政策下去后，当地如何从本地的实际出发贯彻落实，群众又有什么反映，落实中还有什么困难，以便及时掌握反映。为此，国家农委请各省、区、市党委(除西藏外)，选择了19个地区、57个县建立信息点。每个点，给予一定的活动经费补助。这些信息点大都设在县里，有关农村情况直接报送国家农委。当时我在国家农委办公厅工作，参与了信息点的建立。

1982年，国家农委撤销后，此项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农研中心)负责。1983年初，中央农研室决定召开信息点工作会议，会前的3月7日下午，杜润生同志(时任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农研中心主任)主持研究会议的有关问题。出席的除当时中央农研室的杜润生、谢华、郑重等同志外，还有河南省的任雷运、山西省的霍泛和时任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等同志。大家的主要意见是：多年来我们对农村情况虽然做过许多调查，但大多是专题性的，有必要通过信息点，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以提高对农村现状的认识，改进农村工作。关于调查对象，尽可能广泛一点，计划是或300个县、或1000个乡。关于调查内容，应包括经济、社会等方面，争取立足当前，并尽可能追溯到刚改革开放时或更早一点的时期。关于调查手段，应尽量争取现代化，快速反应。杜主任则将其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现代化的手段”。关于调查力量，主要是各地农村工作部门的人，包括离退休人员。关于经费方面，每年固定为25万，而且是长期固定的。最后还决定要正式出一份建议书，号召各地都动起来。

1983年3月8日，中央农研室又召开了一个预备会。会上，谢华同志(时任中央农研室副主任)宣布，“准备开展一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并且长期坚持下去”。他说，要把中国农村的事情办好，就要把中国农村的情况搞清楚，要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最后，他“请各省区市把这件事情研究一下，经过研究，再作部署”。

1983年3月9日，全国农村信息点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杜主任解释了为什么要建立信息联系点，他说这是一个新做法，目的是使信息更直接来自基层。通过行政的渠道反映也可以，但信息要经过加工，如果经过县、地区、省逐级加工，费时太长，而且可能有失真之处。“我们想直接得到一些信息，这就是建立信息点的本意。”他说调查研究要拉长线，不能只是拉短线。我们设想全国每个省搞10个左右的大队或自然村，作调查研究的基点。有的可在信息点上，有的可不在信息点上，布点要科学，把各地不同类型和不同面貌的抽样出来，才有代表性，好为中央领导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198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农研室就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问题，征询与会同志的意见，大家都深感“有此必要”。随后，中央农研室向各省、区、市发出建议信，请各自选择10个左右的基层单位进行调查。不过，此事却因各地领导同志当时无暇顾及，经商量改由广东、安徽、湖南、河南、河北、山西、黑龙江、内蒙古和北京9个省(区、市)各选1、2个村庄进行试点。中央农研室起草了调查提纲。随后，各试点地区派出了调查队开展调查。比如，广东南海组建了18人的调查队，调查了60多天;安徽肥西组建了10人的调查队，调查了20天;河南郾城的调研队也调查了36天。

1984年7月20日开始，试点地区在山西太原总结汇报试点情况和经验，持续了10来天。参加汇报的有：广东南海、湖南望城县和沅陵县、安徽肥西县和金寨县、黑龙江海伦县、河南郾城县、山西原平县和河北藁城县等13个点。汇报会得出结论：(一)要由省里出面组织，不能只靠农村工作部门;(二)在集中调查之后，要作长期跟踪;(三)调查对象：重点在村，基础是户;(四)调查要真实，反映实情，不唯书、不唯上，“不能因为我们讲假话，害了八亿农民”;(五)调查队伍要深入，不怕吃苦。我记得汇报说到，广东一调查员，为摸清运输专业户的情况，跟车十几天，还帮助车主装卸车，弄清楚了实际的收支情况。(六)调查队员不在多，在于精。

同年8月下旬，中央农研室召开了各省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研究开展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问题，强调：(一)调查研究是农村工作的基本功、必修课;(二)这次进行的是农村社会经济情况的基础调查，并非专题调查。各省的同志结合各自情况，进行了讨论。8月24日，中央农研室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建议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不久，获中央批准。

1984年9月4日，中央农研室召开各省农研室主任会议。杜主任在讲到为起草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作调查研究时指出，“同时，要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至少选择300个村，把这些村的情况彻底搞清楚。这些调查小组，也是农村问题研究小组，把调查与研究结合起来。”

根据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报告精神，中央农研室在1984年9月10日发出了《关于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几个有关问题》的文件。对调查目的、重点、队伍，以及调查点的选择、调查户的选择，对调查人员的要求、调查方法、时间、步骤等都做了规定，并且要求在调查结束后向中央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查报告。

1984年10月6日，中办发出[1984]37号文件，正式批转《建议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的报告的通知》，指出：“今冬明春，在全国选择一批村庄，进行一次全面的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并在原建议讲到此举的意义时，加上了“同时还能为即将全面铺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的话，进一步提升了此项调查的意义。

根据文件要求，从1984年冬至1985年春，除西藏外的28个省区市党委，组织了8680多人的调查队伍，分别对272个村、37422个农户和93个乡、71个县(含牧区10个村、755户和4个牧业乡、4个牧业县)，进行了一次自“文革”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1985年3月26日至4月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交流调查情况和问题。各省都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其中，云南省委和另一个省委的报告，还作为中央发文转发各地。4月8日，中央农研室发出通知，就调查工作提出几点意见，明确指出：在这次调查基础上，将建立一批固定调查点，持续地进行调查研究。杜主任这样解释，“除中央现有的几条获取信息的渠道之外，我们准备开辟一条更重要的有战略性的、受当时舆论或其他影响较小的渠道，这就是持续连贯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点，继续观察农村社会经济变化情况，使我们把中国农村社会问题吃透。”

1985年12月，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调查领导小组向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综合报告》。对此，解放军总政治部傅钟上将，专门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建议对此次调查材料，采取当年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办法，请领导同志或其他经济学家加批按语后汇编成册。这一建议虽未被采纳，但足见此次调查影响之大。

1986年2月14日，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正式发出了《关于建立农村调查长期固定观察点的意见》，决定将1984年冬至1985年春调查的村庄作为固定观察点，进行长期连续的综合观察。目的在于直接从农村基层了解农村改革和各项建设的新动态，以便从各个方面发展和对比中进行连续性的综合研究，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调查内容，一是搞好数据统计，二是搜集和反映动态情况。

1986年8月25-29日，农村调查领导小组在京召开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如何建立固定观察点和当年的观察点工作问题。9月10日，发出的座谈会纪要明确：固定观察点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门和各省区市党委及有关地(市)、县委观察农村动态的“窗口”。它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工作的决策水平，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领导方法的一项重大改革。希望对观察点村庄的调查，能够跟踪50年。

至此，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正式开始运作。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情况仅是我根据手头现有资料和记录理出的，可能会有所出入，有待其他知情同志的指正补充。

最后我想讲讲多年从事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的一些体会。对现行农村政策在农村基层的贯彻落实情况，不断进行直接的跟踪调查，收集、研究、综合反馈的信息，供决策参考，是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应起的作用。同时，一项新的农村政策措施在出台之前，选择若干地区先行试验，由于这种试验不同于自然科学可在实验室里进行，只能靠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像农村改革试验区起的作用那样。在试点的基础上，经决策部门修正、完善，再普遍推广实施。如此循环往复，我们的农村政策就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