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两个月后，要教学生珠算，可学校没有那种可以挂在黑板上演示的毛珠算。校长说：“一把毛珠算要上十块，学校哪里买得起，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能想出的办法就是借用父亲的算盘。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他有一把打得噼里啪啦响的算盘。

　　有一天，我正在给学生上课，父亲找到教室门口要我把算盘给他，原来那天是父亲去大队部集中算账的日子。父亲当了上十年会计，就那一把算盘，好多个晚上他都要用到算盘，到年尾更是拨个不停，他要把每户人家分红或超支的精确数据算出来张榜公布。记得有一年，父亲算完账，高兴地抬起头对母亲喊道：“今年我家有分红了。”母亲停下手里的活问分多少红，父亲回答：11.58元。母亲听了眉眼间全是笑。那是我们家第一次分红。

　　我是1982年离开大队小学去师范学校进修的。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高中教书，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我给父亲买了一把油漆光亮的算盘。

　　几年后父亲退休了，顶替他的是我弟弟。弟弟在村民小组里只管了一年账，就被提拔为村会计。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天，我回到了老家。父母亲陪着我说话，唯独不见弟弟，正要开口问，房间里传来计算器运算的声音，原来弟弟在他的房间里计算着村民们当年的产值和收入提高率。

　　我笑着对父亲说：“如今当会计的人都不用算盘了?”

　　父亲说：“现在实行承包制，账要一家一户算，数据比过去多了，数字也变大了，没有计算器，哪里算得过来。”

　　说话间，弟弟从房间里走出来，闲聊几句后，我问起村民们的收入情况，弟弟打开了话匣子：“二宝你知道吧，过去的老超支户，今年纯收入是6659元;槐叔种植再生稻，是全乡第一个售粮过万斤的典型，今年纯收入不会低于1.3万。按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十年后我们村的总收入应该超过100万……”

　　社会发展远比弟弟预见的要快。2015年，老家招商引资办了一家水产品加工企业，当年就实现利润500万。在家有班上，社保有人买，投资还可控股分红，一些外出务工人员纷纷回家，我一个在外企管财务的侄儿也回了村。厂长知人善任，聘他为财务总管，年薪十几万。父亲乐了：“咱家怎么尽出会计!”

　　不过侄儿这会计当得父亲心服口服，动辄上千万的业务往来，侄儿轻点鼠标全在电脑上操作，不闻算盘响，也不闻计算器语音，更不用纸质账本。有一次，父亲忍不住问：“那么多往来账目，你就不怕丢失?”侄儿轻松一笑说：“爷爷，您放心好了，如今是大数据时代，就是丢失了也找得回来。”

　　大数据时代是什么时代?父亲不大懂，但他相信这一定是个好时代。

　　(来源：《农村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