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传承源于内在的文化认同与审美共鸣。当一种形式真正触动了人们心中对“家”的想象，它便会拥有自发传播的生命力

　　什么样的乡村才称得上“宜居”乡村?根据我多年的相关研究和观察到的乡村建设经验，特别是家乡民居建设情况，谈些想法。

　　我的家乡在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大峪沟村，根据我观察，这里的民居建设大概经历了四代变迁。

　　早在6000多年前的半坡文化，我国就发现了大量半穴居和地面建筑的房子，先民们已经使用木骨泥墙和梁柱构架，屋顶覆盖茅草。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就地取材，根据当地气候、地理环境、生产与生活需要，建造最适合当地的特色民居。我家乡的民居，不论是茅草覆顶的草房、青石板垒成的石屋，还是黛瓦铺就的瓦房，都像从土地里生长出来一般。它们依着山势起伏，取自山野的树木、茅草、青石，筑成尖顶人字檐，似乎能与山川共呼吸。

　　新中国成立后，宅基地要集体指定位置和确定面积大小，且为了在房顶上晾晒农产品，第二代房子都改成了平顶，石头墙房，屋顶是用石灰材料铺成。到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第三代民居，一般把石头墙换成了砖墙，房子宽敞了，窗子变大了，其他没有变化。第四代房子的标志是砖墙又换成了水泥墙，房顶换成了楼板或水泥现浇，传统民居痕迹已经很少见了。

　　如今，村里的道路硬化了，吃水问题解决了，快递进村了。大环境的治理已经完成，力所能及可以做的就是解决居住舒适的问题。那么，要如何把城市住宅的优点和乡村生活的优势结合起来，使新一代的民居既有城市民居的舒适，又有乡村生活的诗意?

　　确定民居的风貌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每一处民居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居住空间上的智慧凝结。所谓特色民居，正是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祖先们用最质朴的智慧书写民居的“地方志”，处处体现着尊重自然和“就地取材”的生存哲学。

　　在黄土高原，人们洞察黄土直立不塌的特性，依山就势，开凿出拱形的窑洞。这不仅是栖身的居所，更是生态居住的典范——它冬暖夏凉，巧妙地利用了土地的恒温性;它占耕地很少，与黄土地融为一体，以最低的能源消耗实现了舒适的居住，堪称最“低碳”的环保建筑。太行山区的石头屋与石板房，则是向山石索要家园的杰作。如今这些质朴的建筑很多成为“网红打卡地”，其魅力并非来自刻意的设计，恰恰源于那种与山岩浑然天成的厚重与坚实。到了平原地区，石材稀缺，智慧的百姓便取土烧砖，或夯土为墙，建起砖瓦房与土坯房。而在林木葱郁的长白山区，“木克楞房”则充分利用了天然的木材优势;云南傣族的竹楼、吊脚楼，更是适应湿热气候、利用丰富竹木资源的合理选择。这些取之于自然的建筑，终其一生，最终也能安然地还之于自然，几乎不留下现代建筑垃圾的污染，完成了一个生命周期的循环。

　　然而，这样的传统在我家乡的村庄里，却几乎断裂。

　　放眼望去，除了几处摇摇欲坠的20世纪50年代老房尚存一丝旧影，传统民居的风貌早已面目全非。钢筋水泥因其成本低廉、建造迅捷而普及，加之采石受限，“就地取材”几乎无可能，这既是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老百姓务实的选择。

　　面对传统风貌的失落，村民并未放弃。在新建民居时，尝试恢复传统人字坡顶瓦房样式，这最初源于审美的考量——希望找回村庄的辨识度;也源于实用的好处——坡顶能更有效地防止雨水渗漏。当然，这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然而，令人意外且深感欣慰的是，当村里的第一栋坡顶瓦房建成后，它仿佛唤醒了村民内心深处某种共同的记忆与审美认同。没有政府的倡导干预，也没有任何补贴，新盖的房子竟不约而同地都采用了坡屋顶的瓦房样式。农民们自愿增加投入，只为让自家的新房与这一被共同认可的样式保持一致。

　　这一自发选择表明，真正的传承源于内在的文化认同与审美共鸣。当一种形式真正触动了人们心中对“家”的想象，它便会拥有自发传播的生命力。

　　增加民居空间的舒适度

　　乡村民居最珍贵的禀赋，在于其与土地的直接对话——独门独院，小的三分地，大的逾一亩，这片天地足以让居住者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进行创作。然而，传统民居受制于经济条件与建造技术的局限，往往房间狭小、门窗局促，采光通风皆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改造时，在保留传统院落格局精髓的基础上，将平房演进为两层小楼，以二百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实现了空间功能的精细化重构。

　　在一楼的客厅，这个几乎每日都有邻里串门、聊天的公共空间里，专门设计了棋牌区与茶艺区。泡茶时，有些村民还从使用大杯转向小杯工夫茶具，这一细微之变，不仅提升了饮茶的仪式感，更将漫谈闲聊升华为一种具有美学意味的休闲方式。

　　厨房的变革同样深刻——十五平方米以上的空间，配备现代化厨电设施，彻底告别了传统厨房的昏暗杂乱，成为明亮洁净的烹饪天地。卧室的设计尤其用心，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配以落地大窗，实现南北通透，其宽敞明亮令许多城市居民羡慕不已。但改造时始终秉持“房间不求多，够用即可”的原则，除自用外仅预留两个房间以备民宿之需。这种克制源于对民宿本质的理解——真正的民宿不应沦为乡村宾馆，而应是“与民共生”的生活体验。民宿的魅力在于旅客能与主人同吃同住，深度融入乡村生活节奏，而非住在标准化的客房中自娱自乐。因此，“自用为主、民宿为辅”成为村民坚守的理念——只有当主人真正享受这个空间，城市人才会愿意前来分享这份真实的生活乐趣。

　　在提升物理舒适度方面，现代基础设施的完善至关重要。

　　村里完成电网改造后，用电不再受限;24小时不间断的自来水可直达每个房间。在取暖方式上也进行了变革——投入一万余元安装空气能取暖设备，从此告别了室内水缸结冰的历史，实现了清洁能源取暖的梦想。改善生活品质的内生动力在村民中蓬勃生长，在有民居率先实现冬季电供暖后，第二年全村即有超过五十户家庭跟进安装空气能取暖。用电成本确实不菲，但村民们普遍表示能够承受，同时热切期盼惠民政策能早日惠及本村。自下而上的民居革命，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乡村建设的真谛不在于盲目模仿城市，也不在于固守落后的传统，而在于找到一种既能满足现代舒适需求，又能延续乡村生活美学的平衡点。当村民自愿投资改善居住环境，当新的生活方式在乡村自然传播，可以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物理空间的升级，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一种基于内在需求而非外部驱动的乡村振兴模式正在悄然成型。这种变革的魅力在于，它既保留了乡村特有的空间尺度与邻里温情，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便利与舒适，创造出一种城市与乡村优势兼备的理想生活方式。

　　解决厕所问题

　　在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任何一项变革比厕所革命更能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习俗与科学、观念与行为之间的深刻博弈。这场看似细微的变革，实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敏感标尺，映照出中国乡村百年来的挣扎与进步。

　　追溯历史，中国对厕所文明的求索早已有之。1905年清政府便设立了公共卫生管理机构，许多有识之士致力于普及卫生知识。1919年，李大钊在《新生活》杂志上撰文，直指臭气熏天的厕所亟待改造;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中，将卫生教育列为平民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更是将厕所卫生提升到国家层面，通过“除四害、讲卫生”的具体措施，对乡村厕所进行了初步改造。

　　然而在大峪沟村，这场卫生革命却步履维艰。

　　改革开放前，村民一直沿用着最原始的露天厕所——粪坑上搭两块石板便是全部设施。这种厕所虽能将排泄物用作农田肥料，却代价巨大：蚊蝇滋生，臭气弥漫，成为疾病传播的温床。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进“两位一体”设施建设，将厕所、猪圈与沼气池相连，产生的沼气用于照明做饭。这一颇具前瞻性的生态循环模式，却因清理沼气池费工危险、养殖业发展不足等原因未能持续。尽管如此，农村用户沼气工程在村民心中播下了卫生革命的种子，从此大家开始自主改造厕所，普遍实现厕坑分离，加盖避雨，有的还改用冲水蹲坑。2002年，我为父母建造新房时，特意在室内设置了现代化卫生间，配备抽水马桶、热水器等设施，同时保留院落西南角的室外厕所。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精心设计的室内卫生间竟被完全闲置，成了储藏米面油菜的空间。究其原因，既有老人对室内如厕的心理排斥，认为“不干净”;更深层的，是根植于当地的风水观念——厕所必须位于院子西南角，否则会影响家运。

　　可见，物质层面的改造若不能与观念变革同步，再先进的设计也难逃被悬置的命运。

　　2019年村里民居改建时，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有人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直接拆除室外厕所，全盘改为室内卫生间，并毅然在每个卧室都配置了宽敞明亮的独立卫生间，全套现代卫浴设施一应俱全。新房落成后，引发了全村范围的参观热潮。邻里最为关心的，就是厕所的位置和室内是否存在异味。当他们目睹了现代化卫生间与居住空间和谐共存，传统疑虑在事实面前逐渐消散。

　　在“房子还能这样建”的惊叹声中，一场自发的民居革命悄然兴起。

　　后来村小组陆续建成的20多套新房、全村涌现的70多栋别墅都建起了室内卫生间。村民的卫生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许多人家甚至用上了智能马桶，生活品质实现了世代未有的提升。由此可见，乡村现代化不仅需要物质投入，更需要激活百姓的自觉。成功的变革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善于通过示范引领，让群众在亲身体验和“眼见为实”中完成观念转变。从露天粪坑到智能马桶，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纯粹凭借农户自觉的情况下，顺利实现了卫生设施的升级。

　　当然，乡村民居建设还要适合乡村产业发展，有利于邻里和谐和公共利益，这是后话。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