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于小我、为了独创”，到“心中有人民、眼里有悲悯”，艺术搭建起了联通城乡的纽带，也实现了教育与社会的“双向奔赴”

　　“曾老师，谢谢您对我们的帮助，辛苦了!”

　　“有空常回来看看，我们的美术讲习所需要您哟!”

　　还记得那年初夏，微雨如丝般绵密，笼罩着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中心村。车外，是密密麻麻的村民。他们有的提着一篮刚煮好的热鸡蛋，有的拿着自家做的腊肉，还有的只是默默地抹着眼泪，死死拉着车门不肯松手。车窗前，那个剪着精干短发、皮肤晒得黝黑、脚上还沾着泥点的中年人，就是我的导师——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曾令香。在学校里，他是温文尔雅的“曾教授”;但在中心村的这两年里，他是带着我们漫山遍野跑的“曾书记”，是村民口中亲切的“人民美术家”，也被村民们亲切地调侃为“背粪艺术家”。

　　作为重庆市委办公厅帮扶集团驻花田乡中心村的第一书记，在中心村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老师用两年的时间丈量了每一寸山水，也在这里深刻地印证了一个道理：艺术绝不是城里人高高在上的“施舍”，也不是简单的“涂脂抹粉”;真正的艺术乡建，是俯下身子倾听泥土的呼吸，是算懂农民心里的那笔账，是用艺术的温度去重塑乡土的尊严，让每一个村民都成为自己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在“空心村”里寻找中国式公共艺术的落脚点

　　时间退回到2021年5月13日。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曾老师和团队一起乘坐接送的中巴车，历经六个多小时的颠簸，一头扎进了武陵山区腹地的花田乡中心村。

　　曾老师出生于湖南怀化市的一个农村家庭，深知“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2013年从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一线城市的优渥条件，选择来到离乡土更近的四川美术学院。这些年，他发起成立过“西南田野创作社”，在巴蜀腹地、江西婺源、浙江莫干山等地留下了许多艺术乡建的案例。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接触乡村，但对许多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却是第一次见识“深山”。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学生沉默了。

　　中心村并不“中心”。它海拔在800米到1536米之间，高山险峻、山路盘曲。全村户籍人口1120人，但实际在家的只有352人，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许多传统的土家族、苗族房屋闲置荒芜，一到冬天还经常停水停电。

　　初到村里，曾老师带着同事和学生们用最原始的办法，挨家挨户走访了村里九个组的每一户人家。“饭都吃不饱，搞画画有啥用?”“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当饭吃吗?”面对美院的艺术背景，村民们的眼神中透着疑虑，甚至是本能的排斥。在他们看来，艺术是城里人的闲情逸致，与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粗粝生活毫不相干。

　　村民的质疑是对的。曾老师告诉我们，一直以来我国的艺术教育和艺术乡建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过去，许多人习惯了西方的那套逻辑——印象派之后的“写生”与“采风”。艺术家们像猎奇者一样来到偏远地区，吸取一点乡村的诗意，然后回到城市的画室里去丰富自己的创作。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凝视。

　　中国式的艺术乡建绝不能如此。中国哲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真正的中国式公共艺术，必须是“在地创作”：它源于中国文脉的时代传承，源于人民的真实生活，不仅要美化环境，更要培养让人民有获得感的艺术新人。如果艺术家下乡，算不懂农民的那笔账，不知道他们的忧愁和顾虑，那就是白来了。

　　于是，曾老师带着大家放下画笔和理论，从村民们最关心的、最日常的痛点入手，用艺术去解答乡村治理的难题。

　　面对村里因青壮年流失而大量撂荒的梯田，以及随之瓦解的传统互助网络，曾老师带领团队将两亩撂荒地改造成了“古法生态艺术试验田”。为了彻底打破村民对“外来知识分子”的心理壁垒，动工那天，曾老师亲自挑起满是秽物的猪牛粪桶，深一脚浅一脚地背粪上山。在这块宣布产出全归集体福利的试验田里，曾老师带着大家恢复了“开秧门”的古老仪式，坚持不用化肥的古法耕作，恭敬地请村里的老农做技术顾问。在充满仪式感的集体劳作中，奇妙的文化反应随之发生：村民们自发形成了“换工”网络，濒临破产的“人情银行”成功重组;老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几近失传的“薅草歌”“阿拉调”，将劳动变成了一场大地上的歌剧。到了秋天，一场盛大的丰收庆典和一顿百家饭，更让这块小小的试验田不仅种出了粮食，更种出了久违的信任、重生的乡土文化与强大的村庄凝聚力。

　　从脏乱差到“村居艺术馆”

　　“里面有热水器、脸盆，外观做得好，来参观的人特别多，我都没想到自家的厕所能这么漂亮!”村民杨德云站在自家新改建的厕所前，逢人便夸，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自豪。

　　在广袤的中国乡村，“厕所革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在中心村，传统的旱厕不仅气味难闻、蚊蝇滋生，更是乡村人居环境的一块“伤疤”。

　　曾老师把公共艺术中的“超整理”理念引入这场厕所革命。在中心村一组和二组，团队不分日夜地在村里转悠，画了25套方案，一共选取了25户作为示范点，将艺术创想与干湿分离、采光优化、空间布局结合起来。

　　杨德云大叔一开始是很抗拒的：“厕所就是日常如厕的地方，搞那么好看做啥子嘛?”曾老师没有反驳，而是指着他院子角落里堆放的废旧木料、破损的农具和老家具问：“杨大叔，这些东西你还要不要?”他摆摆手：“都是些烧柴的破烂，没得用了。”

　　“好，那我们就用这些‘破烂’给您搭个新厕所。”

　　曾老师带着团队，对这些被遗弃的旧物进行了艺术化的重新整理与置放，将老建筑的雕花木构件嵌入厕所的门楣，用废旧的磨盘作为洗手台的底座，甚至将破旧的竹筐倒置过来做成了别致的灯罩。通过点、线、面的抽象美学植入，原本冰冷的水泥墙面有了温度，有了岁月的包浆。

　　当杨德云家的厕所落成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这哪里是厕所，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民俗文化陈列馆!村民们纷纷跑来参观，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家里那些看不上的“破铜烂铁”，经过巧妙的搭配，竟然能散发出如此迷人的美感。

　　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彻底点燃了村民们的热情。为了调动大家的主动性，曾老师带领团队创新了“政府+艺术家+互助组+农户”的机制。农户不仅出场地，还自己动手参与建设，遇到问题自己修理，做好了还能在“积分银行”兑换生活必需品。变废为宝的巧思，带动了家家户户自主共创，厕所革命变成了一次次美化家园的快乐体验。

　　艺术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村里有一位92岁的杨大爷，以前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村口打望。自从村里的厕所大变样后，他仿佛找到了新的人生乐趣。只要看到有外地游客或考察团进村，他就会拄着拐杖，颤巍巍却又无比自豪地迎上去说：“走，去看看我屋里头的茅房!”

　　那不仅是一座艺术的厕所，更是农民被唤醒的文化尊严。

　　让艺术真正能“当饭吃”

　　“艺术如果不能变成生产力，在农村就是无源之水。”这是曾老师常对我们说的话。

　　在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曾老师发现中心村虽然偏远，但却是一座隐秘的“手工艺宝库”。这里有世世代代传承的竹编、大漆、刺绣工艺，但因为没有市场，手艺人们纷纷放下工具，任由技艺荒废。

　　七组的村民吴海棠是一位手巧的编织能手，但她编的东西只能自家用，换不来钱。曾老师带着团队在村里走访时，发现了一块杂草丛生的撂荒地。于是向村两委提议：就地取材，把这块撂荒地变成一座“民艺传承馆”!

　　曾老师带领吴海棠等手艺人，用山上的竹子、溪里的石头，一点点搭建起了一座充满原生态美感的体验馆。在这里，吴海棠的竹编不仅成了展示的艺术品，还吸引了城里的研学团队来体验购买。看着自己亲手编织的小物件卖出了好价钱，吴海棠激动地说：“曾书记，我这辈子没想过，这编竹子的手艺还能赚城里人的钱!”

　　更令人揪心的是村里的大漆工艺。酉阳有着悠久的生漆种植和制作历史，但传统的漆器造型老旧，难以吸引现代消费者。经过摸排，我们发现村里竟然隐藏着37位老割漆人。他们有着精湛的技艺，却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为了再振酉阳漆艺，曾老师买来各种木胚，一有空就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探讨如何改良工艺，把村里一座闲置的老卫生楼进行了艺术改造，建成了“武陵山区大漆艺术博物馆”。曾老师带领团队发挥专业优势，将漆艺与现代生活结合，设计出了大漆手机壳、大漆打火机、漆艺茶具等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文创产品。

　　产品形态一变，市场立刻就打开了。精美的漆器不仅在线上热销，还带动了村里漆树林的种植养护。那些曾经放下割漆刀的老人们，重新回到了漆树林，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还收起了徒弟。

　　通过跨界的创新思考，曾老师提出了“两区一挂牌+一链”的农林文艺体旅融合发展规划。从老少边穷的落后村，到充满生机的艺术村，中心村迎来了历史性的提速升级。仅仅两年时间，曾老师带领团队帮助村集体经济由负债变为了流动资金580多万元，包含财政拨款、资产型收益在内的总体收益更是高达2500多万元!2023年，花田乡中心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7万元。

　　这组沉甸甸的数据，是给那些曾经质疑“艺术不能当饭吃”的乡亲们，交出的一份最实在的答卷。

　　在吊脚楼里播下美的种子

　　除了物质的富足，乡村更需要心灵的滋养。曾老师常在学术讨论中提醒我们：艺术的终极目的，是文以化人。在村里，有一座废弃已久的传统吊脚楼。它木质的结构虽然有些斑驳，但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厚重感。

　　曾老师与工作队同事们一起动手，用艺术整理的方式，将这座闲置的吊脚楼改造成了一个明亮、通透的美育大讲堂——“人民美术讲习所”。

　　这是全国少有的、开在深山村寨里的美术讲习所。

　　人民美术讲习所是由曾老师自2021年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开始发起并一直持续开展，实现城乡融合、深度参与乡村振兴、连接社群日常生活的陪伴式、跨专业与跨领域的驻地艺术行动项目。

　　曾老师强调，该项目秉持“艺术+”的理念与共情共建共享的机制，以及“因需而作”、“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以美为美，以艺术作为方法，在讲习中加强情感链接，调动村民广泛参与。 在他的宏观构架下，我们看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蝶变：从乡村的空间生产、形象生产、价值生产到主体生产，涉及厕所革命、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修复、生态试验田、大漆艺术博物馆及产业园、高山蜂蜜、民艺传承、留守儿童美育、节庆策划与传统文化复兴、技能培训等多项全链条艺术赋能探索，实现村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巨大转变。正是这些举措，让村集体经济收益从负债变为80多万。目前，该项目已在多地扩展。

　　在这套完备的体系下，讲习所确立了“1+1+1”的组织结构，即村党支部引领、艺术家与学术专家指导、村民深度参与。在这里，导师不让我们讲高深的西方艺术史，而是开展“实用之美”“节庆之美”“色彩之美”“光影之美”等贴近农民生活的活动。

　　讲习所里最热闹的，是“未来之星·儿童工坊”。村里的留守儿童们第一次拿起了画笔、捏起了泥巴。他们画大山里的云，捏家里养的牛，那一双双沾满泥巴的小手里，诞生了最纯真、最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品。看着孩子们眼中闪烁的光芒，曾老师微笑着对我们说：“看，艺术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讲习所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成了村社邻里的文化中心。村民们在这里学习手工技艺，探讨村里的发展，拉家常、解疙瘩。艺术就像一个温度计，测量着人情关系的温度;也是一个很好的黏合剂，融洽干群关系、邻里关系。在两年的建设阶段中，中心村成为了全乡矛盾纠纷最少、治理成效最好的村子。

　　曾老师带领团队听老百姓讲述历史，复原了他们引以为豪的《一里十三桥》;收集村民废弃的农具，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重新组合，创作了斜靠在屋架上的装置艺术“完美攀升”;把村民堆柴的空间变成了“柴扉美术馆”，把存放废弃物的角落打造成了“声音博物馆”……29件艺术作品，就像是从这片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集功能性、生态性、艺术性于一体。

　　“这些背篓、梯子，明明是我们天天用的东西，咋被你们一摆，就那么好看呢!”花田乡副乡长陶涛看着这些作品落地，激动不已。如今，这些艺术品已经成为了彰显村庄文化价值的靓丽风景线，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打卡，直接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生态与艺术资源，助力何家岩村成功建成了国家4A级景区——花田梯田景区。

　　从“源于小我、为了独创”，到“心中有人民、眼里有悲悯”，曾老师带领学生们在乡村的泥土里完成了思想与行动的蜕变。课程覆盖了国内外27个社区，建立了16个基地，参与的群众达到3700多人次，用艺术搭建起了联通城乡的纽带，实现了教育与社会的“双向奔赴”。

　　(作者系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