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没有先天优势，缺乏特殊资源禀赋的普通村庄，究竟是如何破局突围，实现蝶变新生的?不是天时，不是地利，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说“我们”。那些从“他们”变成“我们”的人，正带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走向更远的地方

　　莲花屯村口昔日垃圾淤塞的河湾，如今已种上百亩莲花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成团镇成团村莲花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壮族村落，186户846人，多为韦姓人家，世代守着1200亩薄地躬耕度日。

　　在很长一段岁月里，莲花屯的日子就像村口那条被垃圾淤塞的河湾，浑浊、滞重：每逢雨季，泥浆混合着雨水没过脚踝，行走艰难;晴日里，路边的陈年垃圾堆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酸腐气味。村民们对周遭的破败习以为常，嘴边常挂着一句无奈的口头禅：“等政府来管吧，我们能有啥办法。”

　　时代的浪潮终究拍打到了这个宁静的河湾，一场“党建+村民自治”的治理探索，让这里迎来新生。村口悄然立起了两块标识牌，一块写着“全国十大最美乡村”——那是在2021年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上捧回来的称号;另一块写着“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两行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牌子的背后，是一条条通到每家每户门口的水泥路，是一座座由荒地改建、花木掩映的小公园，是一场场乡亲们自发张罗、浸润乡土烟火的文化活动。微风吹过，花叶婆娑，仿佛能听见这座古老村庄焕发出的崭新心跳。

　　从“等靠要”到“自己干”，从一盘散沙到全国典范，莲花屯究竟发生了什么?

　　两场动员会

　　2019年5月中旬，初夏的燥热提前笼罩了莲花屯。村里的晒谷场上，一场被寄予厚望的村民动员大会正在进行。

　　几张临时搬来的课桌拼成的“主席台”后，是韦庆功。他是恢复高考后莲花屯飞出的第一只“金凤凰”，华中师范大学的高才生。大学时代便是学校公益社团的社长，和社员们一起勤工俭学，筹集资金资助贫困生完成学业。毕业后做过选调生，后来在浙江的企业里一路做到高管，年薪百万，是长辈们念叨了十几年的“别人家的孩子”。

　　没人想到，这个在外风光无限的人，会在2019年辞了工作，带着几个合伙人注册乡村运营公司，揣着在外考察学习的乡村建设经验，一头扎进了这个几乎被时代甩在身后的村落。

　　促使他辞职的，是返乡时刺痛他的景象。十几年过去了，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而生养他的莲花屯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像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角落——泥路更烂，垃圾更多，空心化更严重。一个念头在他心里疯长：再这么下去，50年、100年后，他的家乡是否会更加衰败甚至消亡?知识分子的愧疚与灼热的乡土情结啮咬着他：他要回来，改变这里!

　　可此刻，动员会上的场面先给了他迎头一盆冷水。他手里攥着连夜赶印出来的厚厚一沓规划书，试图向台下传递希望。然而，台下稀稀拉拉坐着不到十几号人，大多是须发皆白的老人。村里的青壮年男人们，有的蹲在远处的墙角阴凉处抽烟，有的干脆没露面。

　　“咱们村有山有水，只要大家心齐，一起干，完全可以变得像浙江那些村子一样漂亮。”韦庆功的声音透过空旷的晒谷场，显得有些单薄。

　　哄笑声打断了他。

　　“庆功啊，你见的世面大，可咱村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种好自家地就不错了，搞那些花花肠子，能当饭吃?”

　　闲言碎语像小石子似的砸过来，韦庆功的脸一阵发烫，可他还想再争一争，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那是他的父亲。“大家不要听他在这里瞎说!在外面混了那么久，哪个晓得他是不是搞传销的。丑话放在前，大家如果上当了，我们家不负责。”老爷子是屯里的小组长，向来有威望，此刻阴沉着脸站出来，抬起颤抖的手指向台上的儿子，声音嘶哑而决绝。

　　这句话，瞬间把韦庆功钉在了原地，他嘴唇动了动，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第一次动员大会，就这样在哄笑、质疑和父亲的当众反对中草草收场。

　　但韦庆功并没有气馁。两年选调生基层历练，加上亲眼见证浙江“千万工程”带来的深刻变化，让他确立了村民主体、治理优先、运营跟进的清晰思路，也深知当前的症结，是村民的思想观念尚未转变。于是，他找到孙梅林汇报情况，寻求工作指导与支持。

　　此时孙梅林正担任柳江区委办副主任、乡村办主任。当地村民给她起了个亲切又带着敬意的绰号——“美丽姐”。这个绰号，一来是她名字“梅林”的谐音，二来是她常年扎在村里负责“美丽广西”乡村建设工作。自2013年广西启动这项工作以来，她就把根扎在了这片土地上。

　　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孙梅林逐渐意识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次下乡，她到柳江区一个示范村里检查环境卫生，看到村口的垃圾堆成了小山，便找来村民小组长商量解决办法。谁知那小组长满不在乎地说：“不着急，反正到时候政府会帮我们干的。”

　　这句话让她突然明白，政府花钱再多，项目砸得再多，如果群众不动起来，永远是“干部干，群众看”。钱花完，项目验收完，一切又回到原点。

　　从那时起，她开始反思，并转换了工作思路：先治理，后建设。先解决“人”的问题，把群众组织起来，把内生动力激发出来，激发他们建设自己家园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为了争取政府的补助，而是单纯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再解决“物”的问题。但谁能来做这个试点?这个能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火种”在哪里?

　　她一直在寻找，直到遇到了韦庆功。交谈之后，两人一拍即合，韦庆功大胆改革，孙梅林则为他提供指导与保障。

　　韦庆功首先组织村民外出看变化、换思想。他说服了十几个胆子大、脑子活的年轻人，连同他的父亲，前往邻近的竹达屯考察。

　　那是一次无声的震撼教育。竹达屯过去是有名的“脏乱差”典型，基础条件甚至不如莲花屯。但当莲花屯的村民脚踩在干净的硬化路上，看着两旁用竹篱笆精致围起的微菜园、清澈的排水沟，以及墙上那句“今天你把大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明天你自己的事就成为大家的事”标语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考察归来的冲击，像野火一样在屯里蔓延。韦庆功趁热打铁，组织了第二批考察。两次考察归来，那些原本对韦庆功冷嘲热讽的人，眼神悄然发生了变化。饭桌上的话题变了，人们开始议论：“咱们莲花的水土不比他们差，凭啥我们要生活在垃圾堆里?”

　　韦庆功深感时机成熟了。不久后，又是在村口的晒谷场上。这一次，不需要广播通知，村民们吃过晚饭就自发搬着板凳、摇着蒲扇来了。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个场地，连周边的围墙上都趴满了看热闹的半大孩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张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

　　韦庆功来了，孙梅林也站在一旁。但这次的主角，属于这群刚刚经历了思想巨震的村民。

　　孙梅林没有拿讲稿，她走到台前，环视了一圈，眼神平静，却有一种坚定的力量。

　　“乡亲们，今晚我不讲政策，也不讲大道理，就想借着这个机会，问大家几个问题。”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角落。

　　“第一个问题：这是谁的家?”

　　问题一出，台下立刻有了回应：“当然是我们的家。”

　　“第二个问题：既然是我们自己的家，谁来建设它，谁来管理它?”

　　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几十年来，他们早已习惯了把修村治污的事，推给“他们”——政府和村干部，却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本该是“我们”。

　　孙梅林敏锐地捕捉到了台下的变化，放缓了语速：“在回答第三个问题前，请大家先举起右手捂住左胸，扪心自问，从小到大，除了种自家的地、管自家的事，你们为这个叫‘莲花屯’的大家，做了哪些贡献?扫过地吗?捐过钱吗?修过桥吗?铺过路吗?”

　　这一问，犹如当头棒喝。许多人低下了头，面露惭色。是啊，除了红白喜事不得不走动，谁曾为这条共同的巷道、这口公用的池塘尽过一份力?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孙梅林继续抛出后三问。

　　第四问，我们村现在有什么资源?

　　第五问，我们要留给后人怎样的家园?

　　最后一问，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怎样做，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六问问完，会场陷入了长久的寂静。人们互相交换着复杂的眼神，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羞愧、不甘，以及一丝被点燃的火星。在那一连串的追问声中，生平第一次模糊了“自家”和“公家”那道清晰的界限。

　　这就是后来载入莲花屯史册、并影响深远的“灵魂六问”。这些问题直接叩问了村民的主体性与责任感，从情感和利益层面，将个人与村庄命运紧密绑定，最后给出了“资源—未来—行动”的解决方案。由情入理，层层剥开村民“等靠要”的心理硬壳。莲花屯村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自己才是家园命运的执笔人。

　　韦庆功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这场始于溃败的思想破冰之旅，终于在今晚，撬开了一道透光的缝隙。

　　思想统一之后，韦庆功牵头推动搭建了莲花屯全新治理架构。2019年5月25日，村民自主选举产生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次年，在镇、村党组织的指导下，莲花屯成立党支部。形成了党支部把方向、理事会抓落实、监事会盯监督的“三会兴屯”模式。

　　韦庆功当选了莲花屯党支部副书记，被聘为村庄“总顾问”，牵头负责村庄规划和资源对接。理事会成员覆盖了莲花屯各个年龄段、各个片区的代表，共计40余人。他们借鉴现代管理经验，设立了“轮值理事长”制度，6个理事小组轮流当家，每组任期两个月。理事会还组建了文化建设、建筑工程、木工手工、庭院设计等能人小组，每个人都能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像韦庆功父亲一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则进入村民监事会履职。

　　“三会兴屯”的成立，让莲花屯有了“主心骨”。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架构下一步步开展的。

　　三天建起了小公园

　　这套治理架构落成后的第一场大考，很快就来了。

　　2019年，广西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三清三拆”专项行动。“三清”即清理村庄垃圾、乱堆乱放、池塘沟渠;“三拆”则是拆除乱搭乱盖、广告招牌、废弃建筑。这对于莲花屯来说，无异于一场艰难的行动，因为它直接触动了农民最敏感的神经——房子和土地。

　　在农村，哪怕是一间废弃的牛棚，一块荒了多年的宅基地，都被当作祖辈传下来的家业，要无偿让出来给村集体搞建设，谈何容易?

　　被“灵魂六问”触动的廖志杜，成了冲在前面的人。

　　廖志杜是村里老党员韦兰英的儿子。韦兰英是村里颇受尊敬的老人，2019年村里开始搞美丽乡村建设时，已经86岁高龄的她，还主动参与村里的义务劳动。她的无私奉献，像一粒种子种在了儿孙心里。当她听说屯里组建理事会需要带头人时，给在外做工程的儿子打了个电话：“村里需要人，你回来吧。”

　　廖志杜放下收益颇丰的工程，回到村里，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会会长。“三清三拆”中，他带着理事会成员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磨破了嘴皮，结果却处处碰壁。有人开口就要巨额补偿，有人冷着脸闭门不见，还有人直接挡在自家危房前，对着工作人员喊：“谁敢拆，先从我身上轧过去!”

　　思来想去，廖志杜决定从自己身上开刀。他家有两口闲置的大鱼塘，得知村里想建足球场却无地可用，他也有过纠结，要不要让地?那天晚上，他在自家院子里来回踱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边是祖辈传下来的宅基地，是实实在在的个人财产;一边是全村发展的蓝图，是那个“留给子孙更好家园”的承诺。烟雾缭绕中，他想起了母亲韦兰英平日里念叨的那些话，想起了动员大会上孙梅林的那一问——“你们为这个村做过什么贡献?”

　　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自家兄弟召集到一起：“这鱼塘荒着也是荒着，为了子孙后代，让!”

　　第二天，廖志杜带头，签下了无偿让地协议。韦朝华等党员们也纷纷行动起来，率先拆掉了自家的牛棚，无偿捐地用于环境改造和集体建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党员和理事会成员的带头，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他们白天忙着拆危房、清垃圾，晚上就到村民家中讲政策、做工作。那些原本态度强硬的村民，也慢慢松了口。短短半个月，莲花屯共拆除危旧房100余间，清理各类垃圾500余吨。涉及规划的22户人家，全部无偿让出了土地。没有争吵，没有补偿，只有一份为了“大家”的默契。

　　“三清三拆”后，村口废弃牛棚的位置，清出了一片空地。村民们看着这片平整的土地，心里有了新的想法：城里的公园漂亮，我们农村，也要有自己的小公园。

　　可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问题：谁会建公园?图纸在哪?材料从哪来?钱呢?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韦应成站了出来。

　　今年44岁的韦应成，在成团镇上开了家农资店，卖了十多年的化肥和农药，生意一直很红火。在过往的岁月里，生意和家庭占据了他的一切，村庄的公共事务似乎离他很远。他在城里买了房，平时很少回村，与大多数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一样，村庄只是一个逢年过节才回去的“老家”。

　　然而，竹达屯的考察和那场“灵魂六问”的动员大会，同样深深触动了韦应成。所以当韦庆功找到他，希望他能站出来为村里做点事时，这个卖了半辈子化肥的汉子，几乎没有犹豫。

　　韦应成被推选为村民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角色的转换是剧烈的。一个整天和尿素、除草剂打交道的人，开始逼着自己学习如何主持会议、如何管理集体财务、如何在微信群里动员群众。

　　当听说大家想建小公园时，这位从来没学过园林设计的农资店老板，却拍着胸脯说：“图纸，我来画!”他泡在网上查资料、看视频，硬是手绘出了一张简易的规划草图。画得歪歪扭扭，但哪是花坛，哪是小径，哪放石凳，标得一清二楚。

　　当天晚上，理事会召开会议，对公园建设工作做了详细的分工和安排，每项工作落实到个人，有负责安排挖机的，有负责进材料的，有负责现场指挥的，还有专人负责登记出工人数和买菜做饭的，一切井然有序。

　　散会后，韦应成在莲花屯的村民微信群里发了一条通知：“明天早上八点，村口集合，建小公园，大家有空的都来!”同时附上了自己设计的规划图和一些注意事项。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村民们就扛着锄头、铁锹来了。没有现成的材料，他们就变成最高效的“寻宝人”，四处收集废旧木料和砖石;竹子从后山砍来，妇女们灵巧地将其劈成篾片，编织篱笆。没有专业的施工队，理事会就安排了木工组负责廊架，建筑组负责砌砖，妇女们负责种植花草。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帮忙搬砖递瓦;下至几岁的孩童，拿着小铲子，帮着平整土地。每天都有上百人义务出工，没有一分钱工钱，大家却干得热火朝天。

　　微信群里，每天都被劳动的照片、视频刷屏。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看到群里的景象，深受触动，纷纷通过微信转账捐款，50、100、200备注里写着“茶水费”，给在家干活的乡亲们买水喝。这期间，仅收到的茶水费就有将近8万元，最后都用于村庄建设。外嫁的莲花女儿们，也凑了钱，买来了草皮、花苗，说“娘家建公园，我们也要出一份力”。

　　1200平方米的小公园，从设计、备料到建成，仅仅花了3天时间。

　　第一天地基初现。第二天，热情像掺了酵母的面团一样发酵，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到第三天傍晚，最后一块石板铺好，最后一片草皮落位。一座荒芜的废墟变成了一个花草繁盛、石径通幽的小公园。旧石磨被改造成了景观小品，废弃的瓦罐变成了花盆。这个被称为“莲花速度”的奇迹，震惊了周边的村镇，也彻底树立了莲花人的信心，喊出了“美丽莲花是我家，未来不比城里差”的口号。

　　随之而来的，是2天修好了1公里引水渠、5天建好了后山漫步道、20天建成乡村足球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心也空前凝聚。而韦应成，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蜕变，2021年，他被推选为第二届村民理事会理事长，还当选了柳江区人大代表。回村帮忙没有工资，还要耽误自己的生意，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最自豪的，是儿子作文里写的那句：“我的爸爸，是建设家乡的英雄。”

　　“莲花速度”的背后，不是金钱的驱使，而是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那22户人家的无偿让地、是86岁老人颤颤巍巍的双手、是村民从自家拉来的砖头、是在外游子微信里的转账，是每一个把自己当成“我们”的莲花人。

　　拍桌子定下的规矩

　　小公园建成了，漫步道修好了，莲花屯的“面子”一天比一天光鲜。可“里子”里的老问题，却像田埂下的杂草，悄悄冒出了头。

　　最让莲花屯党支部书记韦朝华头疼的，是村东头韦老三家嫁女儿那场酒席。韦老三是个要面子的人，2021年，他的独生女出嫁，办了三天流水席。第一天请帮忙的厨子伙计，第二天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戚，第三天才是正席。韦朝华去道贺，看见院子里搭起了巨大的彩棚，流水席从自家院子摆到了村道上，鸡鸭鱼肉堆成了小山，吃不完的菜肴成桶倒掉。光是鞭炮就放了上万响，红色的纸屑铺了厚厚一层，风一吹，飘得到处都是，刚打扫干净的路面一片狼藉。

　　韦朝华把他拉到一边，低声问：“老三，这排场负担不小吧?”

　　韦老三叹了口气：“朝华哥，不瞒你说，光这三天席面，少说得两三万，贵是贵了点，但这些年大家外出打工，手里有点闲钱，不在这事上花，在哪花?”

　　更让韦朝华难受的是，村里几个准备办事的人家私下嘀咕：“老三家办成这样，咱家要是办简单了，岂不是显得寒碜?”

　　这股攀比之风，像无形的绳索，勒得大家喘不过气。与此同时，一些刚改掉的陋习也开始回潮：村口小公园的石凳下，又出现了烟头和瓜子壳;清澈的沟渠边，偶尔能看到丢弃的塑料袋。

　　一个秋日的傍晚，韦朝华找到了成团村党总支部书记熊春霞吐露心声：“熊书记，你也看到了，环境是变美了，人心也拢起来了，可时间一长，一些村民疲沓了，这样下去怕是好景不长啊。”

　　熊春霞思索一会儿回应道：“光靠咱们几个喊破嗓子、盯紧眼珠子，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得有一套大家伙都认、都愿意守的规矩管长远。”

　　韦朝华深以为然。两人一合计，决定启动一件大事：要给莲花屯，定一套自己的村规民约。

　　可规矩怎么定?定哪些?两人心里都没底。最初他们想到的，是先去“取经”。第二天一早，他俩就跑到镇里，找到相关部门：“我们想订村规民约，别的村搞得好的，能不能给我们莲花屯参考参考?”

　　工作人员从文件柜里抱出一摞材料，全是周边村屯成型的村规民约。熊春霞和韦朝华如获至宝，抱回村里，和理事会成员们一头扎了进去。可研究了几天，大家却越看越迷茫。有的村规民约洋洋洒洒几十条，面面俱到，有的则只有简单的几条，但主要问题还在于，有些条款跟莲花屯的实际情况不沾边。

　　就在大家为如何破题争论不休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到来，为迷雾中的讨论点亮了一盏灯。

　　2021年9月，柳江区委书记玉秋静带队到莲花屯考察。听了韦朝华关于制定村规民约的困惑和初步讨论，玉秋静没有直接给答案，而是召集“三会”成员和部分村民代表，在莲花屯党群服务中心开了个特别的座谈会。

　　“我听说，你们建小公园，只用了3天?”玉秋静笑着问。

　　“是啊，大家心齐，说干就干!”韦朝华自豪地回答。

　　“心齐，是因为那公园是大家想要的，图纸是你们自己画的，砖瓦是大家亲手搬的。”玉秋静话锋一转，“现在定规矩，也一样。这规矩以后管的是谁?是每一个莲花人。那该由谁来定?也应该是每一个莲花人。”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面孔，声音温和却有力：“定规矩，最怕三样：一怕‘拍脑袋’，几个人关起门来想当然，照搬照抄，脱离实际，那是穿别人的鞋，走不了咱莲花的路;二怕‘拍胸脯’，盲目承诺，想当然地保证‘这么定肯定没问题’;三怕‘拍大腿’，等规矩执行不下去，出了问题，再后悔‘早知道就不这么定了’。我们啊，要鼓励第四种‘拍’——”

　　她伸出手掌，轻轻拍了拍面前的桌面：“要‘拍桌子’!”

　　大家一愣。

　　“制定的村规民约要逐条讨论甚至争论，脸红脖子粗、拍桌子吵架都行。”玉秋静解释道，“‘拍桌子’，是为了把不同的意见、真实的顾虑，都摆在明面上，争个明白，辩个清楚。只有经过充分争论、最后达成共识的规矩，才是大家从心底里认同、愿意去遵守的规矩。这规矩，才算真正在咱们莲花屯扎下了根。”

　　一句话点醒了在场的所有人。自那之后，莲花屯要求，村规民约的每一条，都必须先由理事会充分讨论，每位成员都要发表意见，党支部负责把关，再通过村民大会征求意见，不搞一言堂，不抄现成模板，只定莲花屯人自己认的规矩。

　　一场场“拍桌子”的讨论，就此在莲花屯热烈上演。最激烈的一次，是讨论“红白喜事简办”条款。

　　“我赞成限!必须限!”负责环境卫生的理事会成员韦庆新第一个“拍桌子”。“上次韦老三家办酒，垃圾清运我们就干了大半天!鞭炮污染空气，剩菜浪费粮食，这股风不刹住，咱们的‘清洁乡村’就白搞了!”

　　“话不能这么说。”另一位监事会成员反驳道：“红白事是人生大事，热闹点怎么了?你一刀切限死了，人情往来还要不要?面子往哪搁?”

　　“面子?里子都快掏空了!”韦庆新不服，“为了面子花那么多钱，日子还过不过了?依我说，别整那些虚的，酒席就办1天。”

　　“那就按亲疏远近分，直系亲属和至交好友好好办，其他的简单招待。”熊春霞提出了折中方案，“关键是心意到，不是排场大。成团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我们要好好用起来，谁家有事，理事会去帮忙张罗，既体面又省心省钱。”

　　这个提议让争论稍歇。一直沉默的韦朝华开口了：“规矩不能光‘禁’，还得‘导’。咱们是不是可以倡导，把大操大办省下来的钱，用来供孩子读书，或者给老人买衣物?这才是真正的孝顺和长远。”

　　渐渐地，共识在争论中浮现：礼金200元封顶、操办红白事酒席人数不超过25桌250人、宴请每桌菜品费用控制在500元以内，不上高档烟酒、红白事操办时间缩减至1天，确有需要，提前请帮工师傅吃顿简餐就行。宴席规模、范围等事项，由理事会审办。

　　为了制定这套规矩，大大小小的会议开了几十场。党群服务中心的灯，常常亮到深夜。但韦朝华觉得，还缺了最关键的一环——如何让规矩不止于纸面?

　　这时，韦庆功从外地考察带回了一个“积分超市”的创意。遵守村规、参与公益、孝老爱亲、庭院整洁等都能获得积分，违反则扣分。积分可以像钱一样，在超市兑换米面油盐等生活用品。规矩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奖励。大家一听，觉得可行。于是，“莲花屯乡村振兴积分超市”应运而生。

　　多次讨论后，一部浸透着莲花屯泥土气息与集体智慧的村规民约终于诞生，每一条都经过了村民们的反复商议，被大家形象地称为“红十条”与“黑十条”。

　　“红十条”是温暖的倡导，如孝老爱亲，团结邻里、喜事新办、丧事简办;“黑十条”是冰冷的禁令，直指乱扔垃圾、打架斗殴等沉疴。而最核心、最具威慑力的一条是：违反“黑十条”3次及以上屡教不改者，列入黑名单，取消享受本村一切集体福利的资格，且理事会将逐一通知全体村民，不参与其家中的红白事。

　　在莲花屯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红白事没有人来帮忙、没有人赴宴，冷冷清清——这比几百元的罚款更令人忌惮。

　　制度刚公布的时候，也有人不信邪，露天焚烧秸秆、门前三包不达标，“三会”成员发现后，严格按照规定扣减了积分。几次下来，再也没人敢把村规民约当“耳旁风”。大家渐渐养成了习惯，有时外出考察找不到垃圾桶，都会把垃圾包好，带回村里再扔;曾经要办3天的酒席，也渐渐压缩到了1天，攀比之风刹住了，乱扔垃圾的陋习改掉了，邻里之间的矛盾少了，村子里的风气一天比一天正。

　　从灶台到舞台

　　在莲花屯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里，有一股温柔又坚韧的力量，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村里的女人们。

　　韦丽婷，韦朝华的女儿，一名90后大学生，毕业后在莲花屯附近一家螺蛳粉厂做会计。2019年，一直惦念家乡发展的她主动请缨，加入了理事会成立的文化建设小组。

　　心思细腻的韦丽婷，很快注意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热火朝天的义务劳动中，妇女们是绝对的主力军，挖坑种树、搬运建材;然而，在村务的决策会议上，她们大多坐在角落里，很少主动发言。

　　“这些婶子、嫂子们这么能干，为什么在关乎自己生活的决策上没有声音?”韦丽婷觉得，这些沉默的劳动力，需要有人把她们组织起来，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

　　此时，莲花屯的“三会兴屯”已经趋于成熟。在成团村党组织和村妇联的支持下，理事会下设了妇女议事会，韦丽婷被推选为会长。

　　起步并不顺利。一开始只有七八个人参加，有人犹豫，私下里说：“女人家抛头露面，怕人笑话。”韦丽婷没有气馁，她一家一家上门聊，推心置腹地说：“这哪里是抛头露面?庭院美不美，孩子怎么教，这不都是咱们妇女自己的事吗?自己的事，就得自己商量着办。”

　　渐渐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从七八个发展到十几个，成员涵盖了年轻的媳妇、中年的嫂子，甚至五六十岁的婶子。妇女们有了表达诉求、参与决策的平台。

　　妇女议事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牵头在全村范围内评选“美丽庭院”。

　　韦丽婷至今印象深刻。几十号妇女，浩浩荡荡地从村头走到村尾，她们挨家挨户进门，对照评分表，仔细查看房前屋后的卫生、物品摆放、绿化美化。

　　为了迎接这次特殊的“检阅”，每一家的女主人都把院子拾掇得格外干净整洁，有人在门口特意摆上了新栽的鲜花。这种评价和监督，极大地激发了妇女们维护村庄面貌的积极性和荣誉感。

　　尝到了参与的甜头，妇女议事会不再满足于搞卫生评比。她们开始策划更大的文化活动：乡村音乐节、中秋团圆节、重阳敬老宴、农家厨王争霸赛……韦丽婷带领着妇女们，从布置舞台背景、排练文艺节目，到准备百家宴的食材，全流程操办。一场场活动办下来，原本不常走动的村民，在节目排练中熟悉起来，邻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村庄在这些活动中变得热闹非凡，笑声洋溢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莲花屯也在这个过程中具备了独立举办大型活动的能力，活动越办越丰富，还跳起了农民国标舞，外面的表演队也纷纷请求到莲花屯来表演节目。

　　尤为可贵的是，韦丽婷特别注重对下一代的培养。她鼓励村里的孩子们上台当活动的主持人。第一次上台时，那些孩子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话都说不利索，拿着话筒的手直发抖。韦丽婷蹲在他们面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几场活动下来，那些曾经躲在大人们身后、连招呼都不敢打的孩子们，一个个变得落落大方，眼睛里有了自信的光芒。

　　在策划一次重阳节活动时，韦丽婷想到了村里一个濒临消失的宝贝——猫龙。

　　猫龙是莲花屯的特色民俗文化，源自清朝乾隆年间。不同于一般舞龙醒狮，莲花“猫龙”是壮族图腾中猫同龙的结合体，具备猫的灵活性，又具备龙的神意，步法零碎快速，神态灵动轻盈。猫龙的传承人蓝海安，从小跟着老一辈学习猫龙技艺，几十年没断过。每年春节、重阳节，他都会带着猫龙穿村走巷，到每家每户祈福，寓意驱邪纳吉。

　　但随着时代变迁，年轻人觉得这东西“土”，不愿意学，猫龙队渐渐凑不齐人了，道具也蒙上了灰尘。

　　韦丽婷找到蓝海安，说想在重阳节活动上让猫龙队重新亮相。蓝海安眼睛一亮，随即又暗淡下来：“家伙事儿都在，可人都不齐了，现在的孩子，谁愿意学这个?”

　　“安哥，你别急，我来帮你找人。”韦丽婷说。

　　她通过妇女议事会，发动妇女们去做自家孩子的工作。慢慢地，十几个孩子聚到了蓝海安的身边，成立了少儿猫龙队。他手把手地教，孩子们一招一式地学，古老的院落里重新响起了铿锵的锣鼓声。

　　2020年春节那天，猫龙队在村口惊艳亮相。锣鼓一响，全村人都跑出来围观。只见孩子们舞动着色彩斑斓的猫龙，有模有样，那股精气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从那以后，猫龙队恢复了常态化的训练和演出。每年的春节、重阳节，猫龙穿村走巷，成了莲花屯最亮眼的文化符号，也是村庄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

　　随着莲花屯的名声越来越响，前来考察学习的团队络绎不绝。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表达能力又强的韦丽婷，自然而然地成了莲花屯的讲解员。

　　她还记得第一次接待考察团时的紧张。那天一上午来了四五批团队，韦庆功和韦应成忙不过来，就让她顶上。没有准备的她硬着头皮上了，从第一次动员大会的失败，讲到竹达屯考察的震惊;从22户人家无偿让地，讲到三天建起了小公园;从红十条、黑十条制定，讲到妇女议事会成立;从猫龙重生，讲到孩子们在舞台上第一次亮相。讲完之后，带队的文旅部门领导笑着说：“讲得真好，我还以为你是专业的导游呢。”

　　从那以后，韦丽婷成了“金牌讲解员”，讲解一场比一场从容。几年下来，她接待了上百批考察团，常常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如数家珍，充满激情。

　　从最初那个沉默的观察者，到妇女群体的组织者，再到莲花屯故事的讲述者，韦丽婷完成了三重身份的转变。透过她的成长，我们看到了一个村庄“主体性觉醒”的完整图谱。从“跟我没关系”到“我自己家的事”，从灶台到舞台，从家庭的角落走向村庄的中心，这不仅是韦丽婷个人的觉醒，更是整个村庄女性群体的觉醒。

　　更深一层看：文化，是主体性觉醒的最高形式。当一个人、一个群体开始自觉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时，他们就不再仅仅是村庄的“居住者”，而是村庄历史的“书写者”和未来的“定义者”。

　　用脚投票

　　乡村治理搞了这么久，路修好了，环境干净了，人心拢起来了，制度建起来了——然后呢?

　　这个追问，曾经悬在每一个莲花人的头顶。如果年轻人依然往外跑，村庄依然在空心化，那前面的所有努力，最终都会随着人口流失而化为乌有。反过来，如果那些走了的人愿意回来，甚至外面的人也愿意来，那才说明治理真正成功了。

　　当韦朝建开着装满原料的小货车，驶入莲花屯时，天际刚泛起鱼肚白。车轮碾过新修的水泥路，发出平稳均匀的声响，几乎没有一点颠簸。他熟练地打方向盘，将车停在自己投资的米粉厂前。

　　16岁离乡的那个清晨，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只不过，那时脚下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每走一步，泥浆就试图吸住他的鞋，仿佛这片土地最后的挽留。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出去，再也不回这个穷地方。

　　此后近20年，他的人生被切割成无数个漂泊的片段。他辗转广东、海南，在码头上扛过包，在工地里做过工，也在酒吧当过服务员。最苦的差事，是卸化肥，1包100斤，卸1包挣3毛钱，一天下来肩膀全是血泡，汗衫黏在伤口上，要用冷水慢慢浸透才能撕下，夜里翻身都疼。

　　他靠着一身韧劲攒下了积蓄，在城里站稳脚跟，娶妻生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从未想过要回到莲花屯发展。记忆中的家乡，是泥泞的道路、涣散的人心和一眼望到头的闭塞，是他逢年过节不得不回的“来处”，绝不是他愿意安放未来的“归途”。

　　是什么时候开始改主意的呢?是那次春节回家，他突然发现脚下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是那次清明扫墓，他看见村口那个曾经堆满垃圾的荒地，变成了花木扶疏的小公园;是那次参加村里的大会，他看见乡亲们有条不紊地议事，大家拧成了一股绳，为公共事务奔忙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是莲花屯真真切切的治理变革，给了他敢回来、敢投钱的底气与确定性，让他推翻了自己坚守近20年的人生判断。

　　2025年底，韦朝建用300万元的真金白银，为莲花屯的治理成效投下了自己的一票，在屯里投资建了米粉厂。他的米粉厂如今每天稳定发货，吸纳了6名村民就近就业，生产的米粉通过电商卖到全国各地。

　　从漂泊在外的打工仔，到返乡创业的领头雁，韦朝建的人生转向，正是莲花屯治理成效最生动的注脚——当乡村有了稳定的治理秩序、凝聚起人心共识，才会真正成为资金与人才的“高地”，让出走的游子，心甘情愿地用脚投票，奔赴归来。

　　韦朝建不是唯一被莲花屯吸引的“归来者”。还有一群人，他们本不是莲花屯人，却被这里的变革所感召，这便是韦庆功联络大学校友组建的“老友计划”团队成员——王强和陈柏安。他们在大学时代就一同奔赴各地山区支教，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

　　2020年，受韦庆功邀请，两人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山坳里的村子，本以为又是一次短暂的公益之行，却没想到在这里一住就是四五年，还成了莲花屯的“荣誉村民”，拥有与本村村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参加理事会会议，也有表决权。

　　留住他们的，不是莲花屯的山水风光和韦庆功的人情，而是这里开放包容的治理底色，是想做事就有空间、有付出就有尊重的干事环境。

　　擅长美术设计的陈柏安，想给村里的儿童开免费公益美术班，需要一间闲置的活动室。消息报给村民理事会，当天就全票通过，村民们连夜收拾好一间闲置的房子，摆好了桌椅板凳。他带着孩子们用废旧轮胎做彩绘花盆、用废弃瓦罐做景观装饰，把美育的种子播撒在乡土里，村民们不仅不觉得他“瞎折腾”，还主动帮他收集废旧材料、维护村里的墙绘。孩子们的作品慢慢铺满了村庄的角落，村口的彩绘花箱、小公园的稚拙墙绘，让艺术气息在乡土间缓缓流淌。

　　王强则想依托村里的农耕资源，打造“耕读学堂”，对接城市学校的研学需求，开发农耕体验、自然教育课程。理事会陪着他一户户做工作，协调用地、对接农户。第一个研学团进村那天，村民们主动当起农耕老师，手把手教城里孩子插秧、辨五谷，看着孩子们兴奋的模样，村民们面面相觑：“我们天天做的事，居然也能当课上?”

　　那一刻，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脚下的土地、手里的活计，在别人眼里是如此有价值。而“耕读学堂”也成了莲花屯首个稳定盈利的村集体经济项目，为这个封闭的村庄打开了一扇望向外界的窗。

　　“耕读学堂”打开局面后，理事会成员们信心大增，11位理事会成员率先尝试，集资10多万元，建起了芦笋种植基地。然而，由于技术管理和市场渠道不成熟，芦笋项目出现了亏损，每户入股的村民都亏了近1万元。

　　这对于并不富裕的村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人心疼，有人后悔，但在理事会的总结会上，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人说“以后再也不搞集体产业了”。大家把亏损的原因一条条掰开：气候不合适、技术跟不上、市场没打通……失败的经验成了一笔宝贵的学费。

　　这种面对市场的勇气和试错的韧性，比单纯的盈利更为珍贵。跌倒后，莲花人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前行。2023年底，村里整合资源打造“窑香莲花”农庄。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芦笋项目的教训，引进专业的外部策划团队，实行村民入股——每股200元，每人封顶5000元，既让家家户户都能参与进来，也避免了村民承受过大的风险。最终，全屯180多位村民成了农庄的股东。

　　曾经只会守着田地耕种的蓝海安，更是凭借一手祖传的土法窑制手艺，成了农庄的金牌主厨。他做的窑鸡、窑红薯，在密闭的窑腔里慢慢闷出焦香。待到开窑时分，香气瞬间弥漫开来，勾得人肚里馋虫直叫，吵着要去大快朵颐一番。

　　如今的“窑香莲花”农庄，就坐落在村口荷塘边，不仅用地道的乡野风味留住了八方食客，还依托满塘荷花打造了荷田打卡点，举办“村晚”、土特产展销会、“开窑节”等特色民俗活动，成了莲花屯的文旅新地标，运营不到半年时间就接待游客上万人次，2025年营业收入约12万元。

　　研学的孩子、参观的游客、返乡的游子，都成了“窑香莲花”的客人。在这个良性循环中，莲花屯的集体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像韦朝建、王强、陈柏安一样，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希望，开始选择回流。他们带回了城市的资金、技术、视野，反哺着这片重获新生的土地。

　　结束采访时，我想起初到莲花屯时心底的疑惑：一座没有先天优势、缺乏特殊资源禀赋的普通村庄，究竟是如何破局突围，实现蝶变新生的?

　　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天时，不是地利，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说“我们”。从韦庆功辞去高薪工作回到村里，被父亲骂“搞传销”的那一刻起;从廖志杜在院子里抽了满地烟，说出“为了子孙后代，让!”的那一刻起;从韦应成手绘那张歪歪扭扭的公园草图、3天建成一座小公园的那一刻起;从大家伙“拍桌子”定下村规民约的那一刻起;从韦丽婷把猫龙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第一次站在考察团面前讲起家乡故事那一刻起——“他们”，变成了“我们”。

　　那些从“他们”变成“我们”的人，正带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走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