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房村的故事，从来不止于一只螃蟹、一季收成，而是一群平凡的水乡人，守着一方清水，靠着一份细心和坚持，一次次认清方向，调整姿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乌溪大港的水，静静淌过皖苏交界的田埂，水系在这里织成一张网，七房村就安安稳稳卧在这张水网间，枕着流水，守着一方水乡的静谧。

　　七房村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将七房放在更大的地图上来看，就会发现，它恰好落在皖苏两省的当涂、芜湖、宣城、高淳四县交界处——这一片被称作“华东河蟹养殖金三角”的地方，不仅水系密布，而且沟塘纵横。

　　走进村子，宽阔的围乌路穿村而过，一排排红瓦白墙的小楼房，整齐排列在路旁。房前屋后，一方方蟹苗塘平静如镜，天光云影、屋舍人家，全都映在水里。在这里，你很难不注意到蟹的存在，公交车站台、路灯立柱、岔路口的指示牌，总能看见螃蟹的纹样镌刻其上。

　　这是一个由螃蟹托举起来的小水乡。

　　可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前，这里还只是守着几亩薄田，村民收入寥寥的普通村落。直到有人试着开始在塘里养起了蟹苗，那些拇指大小、带着生机的小生命，才慢慢搅动了水乡的沉寂，温暖了一代代村民的日子。

　　这个关于蟹苗的故事，要从三十年前那个“敢为人先”的“冒险”，慢慢讲起。

　　水乡里的一场集体冒险

　　七房村老支书刘文尚家，是一栋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楼前宽敞的院坝里晾晒着衣物，房后一块刚清淤过的蟹塘露出干涸的地表，等待着不久后的滋润。这一切都和村里多数人家的院落并无二致。刘文尚指着这栋小楼说：“这是当年养蟹苗赚了钱后建的，在村里，算是最早的一批。”

　　在七房村，这样的房子有一个共同的来历。“门前屋后一口塘，三年盖起小楼房。”这是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上世纪90年代，村民对一段共同经历最直观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当涂县掀起了一股螃蟹养殖热潮。“改革开放后嘛，生活好了，人就想着吃点‘高级’玩意儿。”刘文尚回忆，正是那个时期，螃蟹作为高端食材有了市场。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国河蟹人工繁育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蟹苗供应不再完全依赖天然捕捞，进一步推动了螃蟹养殖规模化。

　　七房村最大的资源，便是“水”。七房所在的当涂县，水域面积达三十多万亩，历史上就是河蟹的重要产区，出产的“金脚红毛”大闸蟹曾为皇室贡品，与阳澄湖蟹、白洋淀蟹并称“中华三只蟹”。

　　如何把“水”用起来，成为绕不开的课题，但是，往哪走、怎么走，一开始谁也说不准。

　　刘文尚决定到外面看看。他带着村干部去了上海崇明岛，也到过江苏不少地方，慢慢发现江浙一带早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蟹产业，不少村庄靠着养蟹、育苗日子都渐渐富裕起来了。“当时我学习政策的时候，了解到国家鼓励农业综合开发，这给了我很大启示和鼓励：要富起来，不能只守着老几样。”这位身居江南水乡一隅的村支书，第一次从政策文件中找到了明确的方向，言语里满是兴奋，“人家靠着水能致富，咱们村有这么好的水资源，肯定也能生钱。”

　　有人建议：“那要不就跟着大家一起养成蟹?”

　　刘文尚却摇了摇头，他有更深的考量：“不是所有成蟹养殖户都能盈利，看到当时周边一些养成蟹的地方不少养殖户都陷入了亏损，仔细研究才发现，问题出现在外采蟹苗的质量不过关。”

　　那不如就养蟹苗?这个念头在刘文尚心里渐渐清晰：“周边有成蟹养殖需求，却偏偏缺少优质蟹苗，要是我们能把优质蟹苗供应上，还愁没销路吗?”他对这事儿颇有信心，“七房水资源丰富，水里螺蛳多、水草密，水体自我净化能力强，蟹苗靠自然资源就能好好生长。”刘文尚决定就从这些“天然养殖场”里为村民找出财路。

　　一场关乎全村希望的集体冒险就此开始了。“但那个时候，一斤蟹苗价格高得离谱，没人敢轻易尝试。”想起过去作为蟹苗源头的“大眼幼体”价格简直“高不可攀”，刘文尚忍不住感叹。蟹一生要经历多次蜕变，七房的蟹苗培育就是从这个名叫“大眼幼体”阶段开始的，之后蟹苗在培育过程中还要多次蜕壳，长成三期仔蟹，才能投放到自然水体中养殖。上世纪90年代的大眼幼体，一斤价格高达2000元，相当于当时一户人家好几年的收入。村民们顾虑重重，没人敢轻易押上全家生计。

　　没人响应怎么办?刘文尚脑筋一转，想出了“抱团试养”的法子。他一户一户动员，一家一家游说。最终，13家农户主动站了出来，里面有年轻后生，有经验丰富的老农，也有徐书龙这样的村干部。这群敢闯敢试的人一起经营起了村里的第一个蟹苗基地，也就是如今七房村的蟹苗二基地。

　　试养的过程注定充满曲折。“当时没经验嘛，连买到的是大眼幼体还是蟛蜞也分不清。”刘文尚说，蟛蜞和螃蟹长得十分相像，第一批大眼幼体运回后，蟹苗出现批量死亡，还有难以长大的情况，他急得团团转，只好请专业人员来排查问题，这才发现买来的大眼幼体里面掺了假，“后面一估算，只有30%是真货。”刘文尚头一扭不再说话，初期投入几乎血本无归。

　　失败并没有让这个集体散伙。“都走到这一步了，再退缩就又‘回到解放前’了。”刘文尚从没想过放弃，他们再次出发，请来专家，买回大眼幼体，又请来技术人员，在塘口边日夜值守、反复试验、仔细观察、不断调整。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蟹苗养殖首次实现32万元的盈利。这笔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的收入，不仅证明了蟹苗养殖的可行性，更给全村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首批试养成功后，“门前屋后一口塘，三年盖起小楼房”的口号，在七房村慢慢传开。刘文尚家这样的首批小楼，成为最具说服力的广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2002年，七房村蟹苗培育面积已经扩展到了700亩，有近一半的农户开始从事蟹苗培育。短短几年时间，七房蟹苗养殖便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的转变。

　　塘埂上慢慢拢起的人心

　　时间来到2002年前后，徐书龙从刘文尚手中接过村支书的接力棒，继续推动着蟹苗产业向前发展。而此时，摆在他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将蟹苗产业做大做强。

　　徐书记回忆道，那时村民们仍需像候鸟一样，远赴江苏、上海崇明岛等地，从陌生贩子手中，赌运气般地买回大眼幼体。“购回来的大眼幼体，有的不适应本地水土，有的活力不行，养殖失败的情况很多。”

　　一次次的失败让徐书龙深刻认识到：“散户单打独斗，根本扛不住风险。”

　　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把村里养殖积极性高、有技术的养殖户召集起来，将原本的零敲碎打的养殖模式，集聚成规模优势。思来想去，他立下军令状，提出“建基地、搞合作、打品牌”的三步走发展规划，决心一步一个脚印，带乡亲们走出一条稳当的致富路。

　　他先从最基础的一步做起——建基地。可建基地谈何容易?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还要整合零散塘口、协调村民意愿，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为了争取资金支持，徐书龙成了跑项目的“常客”，他带着七房村的蟹苗样品、养殖规划，一次次往返于县里和市里，不厌其烦地讲解七房蟹苗产业的潜力，全力争取支持。

　　慢慢地，七房村原本零碎的塘口被重新规划成标准化蟹苗养殖基地：塘成方、树成行，机耕路修到了塘边，沟渠连通起来，旱能灌、涝能排。几年下来，村里建成了连片的标准化蟹苗养殖基地。“到2007年前后，村里已经有5个基地。”徐书龙说，经过几年不懈努力，七房村的蟹苗培育面积从800亩扩大到1500亩，七成农户开始养蟹苗。塘多了，收入也稳了下来。

　　基地建好了，徐书龙紧接着落下第二步棋——“搞合作”。2007年，马鞍山市第一家蟹苗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七房蟹苗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我们这个合作社最大的亮点，就是把蟹苗最关键买和卖的两头兜住了。”徐书龙说，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技术、饲料、销售、价格，一头兜住了采买端的苗种质量，另一头兜住了销售端的渠道。

　　但合作社刚成立时，很多人却持观望态度，心里犯着嘀咕：“我凭什么听你的?”

　　徐书龙只好挨家挨户做工作，耐心解释：“我们用的是集体信誉，到江苏射阳这些良种产区，和信誉良好的大型苗场签订协议。协议签了，对方要确保苗种质量，运输中要是有苗死亡，他们就要负责补苗，这些条件散户哪能谈得下来?”从那以后，苗种质量稳定下来，蟹苗源头有了可靠保障。销售端也由合作社统一对接，大户接订单，小户跟单出货。但要把蟹苗卖出去，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七房的蟹苗好，但外面的人不知道。”这让徐书龙犯了难。

　　怎么让更多人知道?他想到了办“蟹苗节”。2005年，村里就曾举办蟹苗交流推介会，此时的推介会更像是一场小规模的内部交流会。“干脆办大点，搞成个节日最好。”徐书龙不满足于内部的交流，他带着村干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从县里的农业部门，跑到市里、省里，一遍又一遍地介绍七房村的蟹苗产业，诚恳地邀请技术专家、农业干部前来指导;他还托朋友，找关系，联系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甚至香港等地的成蟹养殖户、水产经销商，一一打电话、发邀请函，详细介绍七房蟹苗的优势。“就是想让他们看到我们七房蟹苗产业的特色。要是能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扶，再把我们的蟹苗卖出去那就更好了。”徐书龙呵呵一笑，道出了他的希望。

　　现实不负他所望。“那时候是真热闹，我们为了把蟹苗卖出去，大家劲儿都往一处使。”回想起当年蟹苗节的盛况，徐书龙似乎仍能看见，七房的田间地头挤满了来自各个省市的成蟹养殖户和经销商的热闹场景，“中华蟹苗第一村”的名号也随着蟹苗节越传越响。

　　“其实我觉得，变化不只体现在收入，当时作为村支书，我明显感觉村里的事务更好管理了。”徐书龙想起做村支书的那段日子，蟹业兴旺带来了整村风气的转变——过去农闲时普遍的麻将声，被塘口边关于防鸟网密度、饲料配比的讨论所取代。村里集资兴建公共设施，村民一呼百应。徐书龙感慨，七房最大的优势不是水，不是塘，而是人心齐，整村一条心。

　　塘口边的坚守与成长

　　如今，每每提到七房，大家总忍不住提起一组亮眼的数字——95%的水面用于蟹苗养殖、95%的农户参与养殖、95%的产值都来自蟹苗相关产业。到2025年，七房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万元。蟹苗基地也扩展到了七个。合作社原本的“五统一”，也被升级为管理、采购、生产、品牌、销售、收益“六统一”。这一切，既离不开已有的组织优势，也离不开一代代养殖户的技术积累。

　　2025年12月底，塘口水色清冷，养殖大户刘允鹏却比往年更早下塘忙活。塘已经清完淤，正等着晒透后，再消毒、注水，再将精心挑好的蟹苗，提前投进三个共12亩的成蟹塘。按老一辈人的经验，农历正月才是放苗的最佳时候，可他却打定主意，提前一个月放苗。

　　“早点放，成熟期就能早点到，一部分赶在6月上市，我们叫它‘六月黄’;另一部分瞄准中秋、国庆旺季上市，那会儿能卖个好价钱。”刘允鹏告诉我，“六月黄”既能提前收回部分成本，还可以降低蟹塘里的养殖密度。

　　他的判断很精准，而这其实是他这些年慢慢摸索出的饲养节奏。

　　刘允鹏一头扎进蟹苗产业时，正赶上七房蟹苗产业的黄金时期。行情好，需求旺，于是他把规模扩展到近80亩，蟹苗和成蟹一起养。

　　但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一次迎头痛击。技术跟不上，管理不到位，别人一亩塘能出四五百斤蟹苗，他一亩塘顶多出一百来斤苗。“肥水、改底、水质调控，都不懂。最后亏了六七十万元。”刘允鹏无奈地说。

　　“那时候才真正明白，光有胆子不行。”

　　他开始收缩规模。一边学技术，一边守着塘口琢磨。不懂技术，就跟着水产专家的讲课学，对着养殖视频一点点钻研。“后来学技术就更方便了，还能跟着手机里的直播学。不过有的直播得刷点礼物才让听，不然就给你踢出去。”但刘允鹏还是乐此不疲，水质怎么调、蟹苗怎么养、饵料怎么喂，每一个细节，他都记下，在塘口实践中慢慢调整优化。

　　“边养边学。”他说。

　　2018年前后，为了让村里的养殖户少走弯路，七房村依托村里的蟹苗专业合作社，将党组织建在了蟹苗产业链上，牵头开展“党员创业带富工程”，推行“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了把技术真正送到每一口塘口，村里还划分了八个网格，成立了由党员示范户、养殖大户、土专家组成的“红色帮帮团”——成员一对一结对帮扶散户，定期巡塘、检测水质，用实战经验，带着大家一起把蟹苗养好。谁家的塘口出了问题，在群里说一声，很快就有人过来帮忙。

　　刘允鹏便是其中的一员。

　　“我父亲那辈人养蟹，靠的是天然的资源，水里螺蛳多、水草密，水体能自我能净化。但后来养的人多了，投放密度越来越大，水体的承载力就跟不上了。”刘允鹏心里清楚，管不好塘口，亏损就不会是个例。于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讲给别人听。

　　“我们常给大家讲，现在和过去情况不一样了，粗放的养殖模式养不出好螃蟹了，得精养。你看我现在这个塘，和村里其他的塘一样，都是‘精养塘’。”刘允鹏告诉我，他们养殖户现在追求的是“小精高”模式，也就是小塘布局、精细养殖，把田挖成一米五左右深的标准塘，一亩塘投多少苗、用什么配比的饲料、怎么调水、如何增氧，都得精准计算，连种草拔草都很有大学问。

　　“过两天就得把水草种上。”刘允鹏告诉我，水草在养殖过程里是“宝贝”，前期必须种够，螃蟹需要氧气，水草既能增加水里的溶氧量，又能为螃蟹提供天然的藏身地。蟹苗蜕壳时壳软，要是没有水草遮蔽藏身，很容易被同类残杀或被鸟啄食。可到了九月以后，水草又得逐步清理掉。草既产氧也耗氧，秋后易腐烂，就会导致氨氮超标，水就“坏”了，螃蟹可就遭了殃。

　　精养不止体现在前期准备，养殖过程中的管护技术也十分重要。“这几年气候异常，夏天越来越热，水里的溶氧量掉得快，对我们养螃蟹影响很大。这个时候光靠水草增氧遮阳就不够了。”刘允鹏说，一到盛夏，整塘水温居高不下，螃蟹缺氧，“吃不下饭”，就爱趴在凉快的塘底——养殖户管这叫“趴塘”，螃蟹一“趴塘”，成熟期就会拖长，死亡风险也会增加。“高温天，螃蟹根本不愿意吃食。不吃食，就长得慢，时间长了还会饿死。而且螃蟹死了不像鱼会浮上来。有的用爪子扣着塘底，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水体早就被污染了。”

　　为了应对多变的天气，如今村里不少塘口都配了增氧设备。增氧机一开，水面翻动，底层的水流动起来，氧气充足，蟹苗才有活力、愿吃食、能顺利蜕壳，成活率就能稳住。“增氧机不只是高温时才用。整个育苗阶段，都要重视增氧。”刘允鹏说，夜间溶氧量低时要开;连续阴雨天、水体发浑时要开;投喂量大、塘底有机质多、水质容易变坏时也要开。

　　2025年，刘允鹏去老书记徐书龙家串门，发现他在一口五亩水面的塘口装了一套物联网设备。徐书龙告诉他，塘里的水温、溶氧量都可以实时监测，就算人在外地也能一打开手机就看见自家塘里的情况，想增氧、换水，动动手指就能远程操作。

　　刘允鹏听得认真。想起小时候坐在船上，看父亲养蟹、捕蟹，那时的水透明得能见底，喂的是黄豆、小麦。父亲那辈人，全靠经验，看天色闻水味，既没有增氧仪，也没有营养液。而如今这些都有了。

　　“再学，再养。”刘允鹏说。

　　七房水暖蟹先知

　　作为“王阿亮水产行”的老板，王继亮2016年就到了紧邻七房村的塘南大市场。子承父业的他，从养蟹起步，慢慢扩展到收蟹、卖蟹。

　　走进门市，王继亮随手拎起一只母蟹，掂了掂，又翻过来看了看肚脐。“三两的母蟹，现在收35一斤。”他说，“2023年，同规格的能卖到110块。”那年中秋节前后，蟹供不上货，价格一路飙升。

　　“去年年底，是行情最差的时候。”谈及2025年的市场，王继亮毫不避讳。

　　“螃蟹不是刚需。”他说话直白，不绕弯子。螃蟹要么上餐桌，要么装礼盒。消费市场一收紧，最先被省掉的往往就是这类“可有可无”的东西。

　　但在市场普遍下行时，王继亮却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让妻子辞去老家的工作，到上海开了两家品牌零售店。

　　“门店一定要大、要好看。”王继亮深谙都市消费心理：在这个价位的生意里，门面本身就是信任的一部分。当批发商因价格下跌不敢收货时，他凭借自有的零售渠道，继续收购，甚至在价格阶段性反弹时，别人无货可卖，他仍有库存。

　　“大蟹不好卖，不等于螃蟹没人吃。”王继亮的判断并不复杂。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需求，而在于需求变了。过去几年，市场追捧的是“蟹王”“大规格”，动不动就搞争霸赛。现在，消费者更看重性价比和体验感。

　　由此，他定下“营造市场小环境”的策略。在整体消费乏力时，靠品质和服务，在高端市场撕开一道口子。他引导客户吃“好蟹”：“任何好的食材都能让你产生愉悦感，有了愉悦感就会回购。”他的螃蟹，一斤四两母蟹在上海能卖到上百元，是产地收购价的数倍，却依然有稳定客源。

　　“乱世出英雄。现在对别人而言是挑战，对我来说是机遇。”王继亮说得很直白，话里透着一股军人的果敢与商人的敏锐，“最重要的是，你得看清市场真正的需求，还有胆量做出改变。”

　　“这就叫春江水暖‘蟹’先知。”

　　史海林是村里最早养蟹的一批人。2025年，村里推广生态饲料替代传统冰鲜鱼的养殖模式，启动了蟹苗及成蟹示范塘建设。他紧跟村里的发展步伐，加入示范，探索调整饲料结构，这也让他的螃蟹产品更加适应市场需求。

　　2025年3月至5月底，史海林连续两个多月纯饲料喂养，之后再与冰鲜鱼混喂。“以前喂冰鲜鱼，得用机器打碎，虽然蛋白质高，但大螃蟹一抢就把整块肉夺走了，小蟹、弱蟹根本抢不到，只能挨饿，不仅成活率低，冰鲜鱼腐烂还会污染水质。用饲料科学投喂，螃蟹进食就更均匀。”说话间，史海林从里屋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翻开一看，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每亩投苗量、饲料投入、冰鲜鱼用量、水质检测指标，还有每一批蟹的蜕壳时间、每一次水质异常的处理情况，都有记录。“成本降低了大概得有30%到40%吧，这一批螃蟹产量和整体质量也都有提升。”史海林说。

　　调整饲料配比后，史海林塘里的成蟹进食更均匀，也避免了大蟹“过度生长”，螃蟹的单只规格有所变小。按照传统经验，小规格意味着低价。但市场并没有完全照着“经验”走。这些提前成熟上市的小规格螃蟹，成功避开了后期大蟹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史海林告诉我，最早一批二两五左右重的螃蟹，卖到了每斤50多元，而到了旺季，四两左右的蟹，价格反而回落到相近水平。

　　“不是小蟹就卖不出高价，也不是大蟹就一定值钱，关键还是看你跟不跟市场走。”史海林总结道。

　　成蟹养殖的成功也让他坚定了蟹苗和成蟹共养方向，这也为应对近年来蟹苗市场行情开辟了路子。

　　最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成蟹养殖户，开始自己育苗。“我们村的优质苗种率在90%左右，但就是耐不住部分区域以低价走量抢占市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苗种品质。”

　　“苗种质量好坏，短期内难以判断，往往要等成蟹上市才能见分晓。”史海林说，踩过几次坑之后，自育自用成了养殖户更稳妥的选择，“而且对于行业内的人而言，蟹苗技术并不神秘，一旦掌握要点，很容易复制。”

　　“以前村里以蟹苗养殖为主，但现在很多农户都开始养成蟹了。我也是自己育苗自己用。”史海林说，这样的养殖模式，不用担心苗价低时卖不掉，苗价高时买不到苗，更重要的是，质量和上市节奏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风险自然被分散。

　　蟹香里的共富希望

　　经过三十年的时光，七房的塘口，从最初的零星几方，变成了如今的连片碧波;村民们从最初的懵懂尝试，到如今的得心应手，蟹苗早已融入了水乡的烟火气，融入了家家户户的日子里。

　　村里人发现，每年九月，塘里都会捞出一批“二龄蟹”。它们是蟹苗塘里的“早熟苗”，会提前停止生长，被当地人叫作老头蟹、银元蟹，个头小，一斤能有十几只，蟹黄却十分饱满。这类螃蟹，既算不上成蟹，也难以卖上好价钱，留在塘里，还会消耗饲料、啃食蟹苗，必须在九月中旬，用地笼捞出来。过去处理二龄蟹的方式很简单，低价卖掉，随行就市。村民总觉得，这么好的蟹黄，太可惜了。那有没有可能把它们用起来?

　　正是这份惋惜，让来自江苏徐州的“80后”王垒垒，与七房村结了缘。

　　王垒垒早年曾在上海跑餐饮市场，知道城里人喜欢吃蟹粉，却嫌自己拆蟹麻烦。2019年前后，他敏锐地察觉到，越来越多餐饮店，想用蟹粉做食材，却不愿再自己拆蟹。“蟹粉，就是把大闸蟹、毛蟹蒸煮以后，拆出来的蟹肉与蟹黄，用来蒸、炒或者作为调味，都很受欢迎。”王垒垒解释道，“但在厨房里拆蟹，人工贵，效率低，还控制不了标准。”

　　王垒垒立刻意识到，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蟹粉。做蟹粉，也是一条靠谱的出路。

　　“他很务实、不张扬，做事踏实，也真心想帮乡亲们把二龄蟹利用起来。”这是七房村党总支副书记李保根对王垒垒的第一印象。这份务实，还有他的好技术，让村里决定和他一起，把二龄蟹利用起来。

　　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共同成立了“蟹逅七房”共富工坊。村里的想法很简单：解决二龄蟹的销路问题，同时让村里的中老年人，能在家门口找点活干，多赚点钱补贴家用，带动中老年群体就业;而王垒垒，则看中七房村在全国蟹苗市场的品牌基础，以及“村企合作”带来的信任背书，还有村民的信任。“到七房村后，我发现这里水好，蟹也好，二龄蟹的产量也稳定，正好适合做蟹粉，也能帮村民多一份收入。”王垒垒说。

　　2023年，七房村以房屋、场地入股40%，村里腾出了闲置的服装厂，改造成了干净的加工车间，王垒垒带来了加工设备和技术。从清场到设备进场，王垒垒和村干部几乎全程参与。

　　而加工的核心，在于细心和手艺。在加工作坊里，二龄蟹要经过挑拣、吐水、清洗、蒸煮、液氮锁鲜、冷库存储等多道严格工序。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液氮锁鲜。“我们是马鞍山第一家用液氮锁鲜技术加工蟹粉的作坊。”王垒垒自豪地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加工方法，他专门请来了专家，两天两夜，反复试验了二十多次，才最终确定：蒸煮温度控制在120℃，时间12～15分钟;液氮速冻设定在零下110℃左右，15分钟内完成锁鲜。“温度高了，蟹黄会冻粉，口感变差;温度低了，螃蟹的细胞结构会被破坏，拆出来的蟹肉发柴，没有颗粒感。”王垒垒解释道，最终确定的方法，能让解冻后的螃蟹，还原度保持在90%以上，最大程度保留螃蟹的原汁原味。

　　这些细致的步骤，直接决定了蟹粉的品质。“我们做蟹粉，最看重的就是干净、新鲜。”王垒垒一一列举蟹黄加工过程的细节：死蟹必须全部剔除，不能有一只混入;活蟹要在流动水中，吐水12小时，把体内的泥沙吐干净;车间温度控制在18℃以内，防止蟹黄变质;一批原料分发到工人手中后，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内全部拆完、封装入库，保证口感。“就是这些细节，让我们的蟹粉，从来没有被投诉过。”王垒垒说。

　　“我们和七房村乡亲一起做蟹粉，算是赶上了好时期。”王垒垒回忆道，2023年，随着蟹黄拌面等产品走红，大型食品企业集中采购蟹粉加工品，二龄蟹的价格，一度涨到每斤28～30元。从2023年9月投产至2024年底，他们累计加工螃蟹超10万公斤，实现销售额600多万元，为村集体增收40.4万元。

　　二龄蟹加工，不仅解决了村里二龄蟹的销路难题，还在村里创造出新岗位和新循环，车间里日均200多元的工资，让近百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凭借着稳定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王垒垒一举拿下超百万的销售额，也让“蟹逅七房”在区域市场里一炮而响，带动了周边的村落加入二龄蟹加工队伍中。

　　2024到2025年，蟹粉的行情不如之前，利润也少了一些。但王垒垒并不感到恐慌和焦虑，他对自己的技艺和七房村的蟹，有着十足的信心：“我们做的蟹粉，品质好，而且技术排在行业的前10%，肯定能留住客户。”尽管2025年的利润少了一些，但他更看重和乡亲们的情谊，更看重把这份手艺做细、做好。

　　在他看来，行情有起有落，市场的变化反而会抬高行业门槛，让规范化企业获得更大空间。“蟹粉行业有文化根基，本就是江南饮食的一部分。市场对蟹黄、蟹粉加工产品的总体需求量还在上涨，2026年‘蟹逅七房’的订单规模有望突破3000万元。”

　　“现在，是稳中求进的阶段。”他说，“2026年，会是七房蟹产业新的开始。”

　　岁月流转，乌溪大港的水，依旧静静流淌;七房村的塘口，依旧充满生机。从刘文尚那辈人的“集体冒险”，到徐书龙、刘允鹏的“坚守成长”，再到史海林、王继亮的“变通适应”，还有王垒垒这样外来办企业的年轻人，带着匠心与热忱，为七房村带来了新的期盼。七房村的故事，从来不止于一只螃蟹、一季收成，而是一群平凡的水乡人，守着一方清水，靠着一份细心和坚持，一次次认清方向，调整姿态，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