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年画这一习俗，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节日装饰功能，演变为一种充满仪式感的幸福约定。

　　年画，因主要张贴于新年，故名年画。它深深植根于古老的农耕文明，伴随着千家万户的炊烟与欢笑，成为中国人辞旧迎新时极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符号。贴年画这一习俗，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节日装饰功能，演变为一种充满仪式感的幸福约定。人们通过五彩斑斓的年画装饰门窗、点缀居室，同时也寄托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最初的守护：凶猛怪诞的神荼和郁垒

　　年画始于古代的门神画。在人们对自然充满敬畏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创性地在门上绘制守护神像，以此祈求家宅平安。据《山海经》记载，传说中最早的门神正是神荼和郁垒这对“捉鬼兄弟”。汉代学者蔡邕在《独断》中记载：“神荼与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有趣的画面：这两位门神如同严厉的“鬼怪质检员”，专门负责审查游荡的鬼怪，一旦抓到坏家伙，就用芦苇绳子捆起来喂老虎!于是，每到岁末腊月，人们便将二神形象绘于门上，再挂上芦苇索，驱除鬼魅。现存于河南密县的东汉画像砖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对最早的门神形象。他们造型凶猛怪诞，面目狰狞，手持兵器，一副“生人勿近”的威严模样。这种夸张的艺术处理，恰恰反映了古人“以恶制恶”的朴素思想——用最凶神恶煞的形象来震慑妖魔鬼怪。

　　从神怪到武将的华丽转身：

　　身着盔甲的将军门神

　　在历史的长河中，门神形象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进。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艺术的传入，金刚力士威严肃穆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影响着中国传统门神的造型发展。门神褪去了早期狰狞怪诞的面貌，换上了锃亮的铠甲和威武的战袍，手持各式兵器，身姿挺拔如松，演变为威风凛凛的将军形象。就像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宁懋石室门口一对武士像，昂首挺胸，手持兵器，整体造型既威严又不失庄重，初具后世门神画的特点。直到近现代，我国南北地区流行的将军门神仍大体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广东佛山的“立刀将军”年画，正是这种古老样式的延续。画中的将军金甲闪耀，红袍加身，长刀在手，不怒自威。

　　门神形象的转变，折射出古人安全观念的发展：最初，人们希望依靠门神怪诞的面貌去吓退鬼怪，后来变成了依靠门神的“硬实力”武力保护家宅平安。民间谚语“门神的铠甲越精致，百姓的生活越安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门神形象演变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从科举失意到驱邪之神：

　　钟馗成为门神新成员

　　唐代，钟馗作为驱邪镇鬼的新崇拜对象，加入门神队伍。他的登场犹如一出精彩的传奇剧，融合了历史传说、帝王推崇与民间信仰，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据记载，钟馗才华横溢，却因容貌丑陋，在科举考试中未能高中状元，愤而自尽。皇帝闻讯后深感惋惜，自责之余，下令以状元之礼厚葬他。这一传说不仅赋予钟馗官方认可的身份，更使其在民间信仰中兼具“文曲星”与“镇鬼将军”的双重象征。

　　钟馗信仰的广泛传播，则与唐玄宗密切相关。传说唐玄宗病中梦见小鬼作祟，钟馗现身捉鬼，剜其双目吞食，驱散邪祟。玄宗痊愈后，感念其神力，遂命画圣吴道子绘制钟馗像，悬挂于宫门以辟邪。这一官方认证使钟馗信仰迅速普及，其形象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岁末驱邪的重要象征。在河北武强、陕西凤翔等地的年画中，钟馗通过“官袍加身”和“利剑出鞘”的固定图式，既反映了其威武的形象，又保留其受皇权敕封的合法性，更寄托了人们对驱邪纳降的深切祈愿。

　　从威仪将军到儒雅文官：

　　武守外 文安内

　　宋代，随着经济社会繁荣，适逢传统绘画和雕版印刷术交融发展，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年画。门神形象在这一时期发生显著变化，突破了汉唐以来以武将为主的传统范式，衍生出文官门神的新样式，形成“武镇外邪，文纳内福”的职能分工。

　　文官门神不再执剑举鞭，而是头戴展脚幞头，身着圆领官袍，面容和煦，姿态端庄。相较于武将门神的肃穆威严，文官门神更显祥瑞儒雅。南宋《岁朝图》生动呈现了这一画面，外门饰以持兵披甲的武将，内室则张贴捧笏含笑的文官。

　　一文一武，一外一内，共同构筑了一个既安全又祥和的美好生活图景，形成“外刚内柔”的审美对比。文官门神的出现，既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艺术投射，也标志着中华吉祥文化从威慑性向教化性的转型，最终在民间形成“平安纳福”的集体心理共识。

　　戏剧小说塑造的“顶流门神”：

　　白面秦琼与黑脸敬德

　　元明时期，随着戏剧小说的蓬勃发展，民间艺术与通俗文学形成了良性互动。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英雄故事，经过说书艺人的演绎和戏曲舞台的传播，逐渐成为年画创作最生动的素材来源。门神人物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其中最家喻户晓的“门神明星”，当属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尉迟敬德)这对黄金搭档。

　　作为唐代开国名将，秦叔宝与尉迟敬德的历史功绩在《旧唐书》中早有记载，而他们演变为门神的传说则首见于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该书讲述了二位将军为唐太宗守夜驱邪的传奇故事。据传，唐太宗因噩梦缠身，夜不能寐，秦琼与尉迟恭便自告奋勇，披甲执兵，立于宫门守夜，果然鬼祟不敢侵扰。后来，太宗不忍二将夜夜辛劳，便命画师绘其形象贴于宫门，以代真人守卫，民间遂效仿之，二人由此成为门神信仰的核心人物。在传统年画的艺术表现中，秦琼通常被塑造为白面儒将形象，手持瓦面金装锏;尉迟恭则以黑脸猛将示人，挥舞竹节钢鞭，二人因此得名“鞭锏门神”。

　　此时，门神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神灵，而是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英雄人物，使得祈福禳灾的朴素愿望获得了更亲切、更生动的精神寄托。

　　多元愿景：“门神家族”的丰富谱系

　　清代，年画艺术达到鼎盛，题材包罗万象。门神画作为重要类别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张贴体系。临街大门张贴威武的将军门神，构成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院内二门装饰儒雅的文官门神，彰显家族的文化底蕴;内室房门则点缀着仙姑、仙童类门神，营造温馨祥和的居家氛围。门神年画由此实现了从单一辟邪到多元诉求的重要转变，逐渐弱化原始宗教色彩，强化了装饰审美与吉祥寓意的表达，成为传递美好生活愿景的重要载体。

　　将军门神作为门户守护者，多塑造镇殿将军的威武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山东杨家埠的“神荼郁垒”门神完成了从神话原型到吉祥符号的创造性转化——顶盔贯甲的造型既保留守护功能，手持锤笔如意的细节又巧妙融入了“必定如意”的吉祥寓意。文官门神的发展折射出科举文化的影响。这些头戴乌纱、手持笏板的形象，不仅寄托“加官进禄”的世俗愿望，更通过牡丹、如意等纹饰，传递着“吉祥如意”等美好寓意。仙女门神至清中后期更趋生活化，送子娘娘、福寿仙子等形象，以柔美姿态传递“多子多福”“夫妻和睦”的家庭观念。仙童门神则呈现出活泼生动的艺术特色。“刘海戏金蟾”“麒麟送子”等题材，通过童子与祥瑞的组合，以象征、寓意、谐音、比喻等手法表现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此时的清代门神年画，堪称一部用图像书写的“美好生活百科全书”。通过武将的威武、文官的儒雅、仙女的柔美、童子的活泼等丰富表现，构建起立体多元的吉祥文化体系，生动记录了普通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时至今日，年画正悄然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经历着蓬勃的创造性转化。在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等年画产地，非遗工坊的兴起让传统技艺得以活态传承，而设计师们也从年画中汲取灵感，将其转化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文创产品，让年画元素走进从家居装饰到日常用品的多样场景。

　　变的是形式与载体，不变的是其中祈福纳祥的精神内核。如今，年画已从乡土院墙走向更广阔的文化舞台，既延续着民间的情感温度，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的一扇窗。

　　它始终在讲述：美好生活是家门安宁、仓廪丰实，也是我们对未来那份朴素而热烈的期盼。

　　(作者系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