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小长假，回乡探视父母。轿车驶向乡路的拐弯处，左前方一栋浅红色的四层楼房映入眼帘，挡住了远望的视线。莫非这就是乡亲们口中新建的小学校?

　　四公里的乡路，时不时地有三轮摩托、面包车、轿车迎面驶来。儿子开得很慢，摇开三分之一的车窗，吹进微弱的凉风。这凉风是从路边沟渠里的清水中吹来的，是从绿嫩的麦田里吹来的。

　　进村了。洁净的街道边，柳树静静地倒垂着细细的柳条，蓝色的垃圾箱次序地摆放着。视线内有一片小桃树林，桃花朵朵地开放着。墙根下一晒太阳的老者，再不是病态的愁容，而是笑容满面地端坐在软椅子上，听着收音机播放的京剧，摇头晃脑地的样子，既好笑又让人羡慕。

　　一放下带来的东西，坐下后我就急急地问父亲。公路边上的乡路南面，那栋新楼是新建的小学校?父亲喝了口茶水，看了看窗外，点了点头说：“是啊!真想不到，小学校在咱村50多年了，怎么说迁就迁走了呢?”

　　父亲略带抱怨的话语，也让我产生了几多疑惑。故乡的小学校，早年在村子里面紧靠着大队部，两排四间的土屋有一至五年级的学生学习，教室和教师的办公室走同一个门。院子里一棵歪脖子槐树上，悬挂着一只上面尖下面半圆形开口的小铁钟，里面还有一只小铁锤，与钟面碰撞，发出节奏感强烈的声音，那就是学生上下课时的信号。这口小钟不是用来敲的，而是人在下面用长长的绳子拽。记得我上学那会儿还没有专司拽锤打钟的人，好像是校长代管。村子里的小学校，并不全是本村的学生，周围五个村子里的学生都到这里念书。因为村子大，距周围村子不到四里地，学生走着来很方便。那时每家兄弟姐妹多，大都是大的领着小的。一个教师教一家人或两代人都是很常见的。

　　20世纪70年代初，小学毕业的我便离开村小，到公社读中学。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我在外地工作后又调回了故乡，后来正赶上“普九”。在县乡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相关的各村子出钱出力重新建起了小学校。新校址选在了村西头，就在我家的门前方，20米远的地方，中间隔着一条村路，有很多学生就从家门前走过。新校舍砖墙瓦顶很是气派，比村民的房屋敞亮多了。一样一色的四排各有两间的教室窗明几净，刷漆的木质桌凳整齐划一，玻璃黑板播撒着知识的种子，等候着破土的禾苗。专职吹哨的女校工，把每天每节课的时间把握得很准确。

　　告别土屋子、泥台子，自带凳子的小学，迎来了全新的校舍。多年教书育人的民办教师或转正或考师范，党和政府的政策，提升了教师的荣誉感、使命感，为乡村基础教育快速发展质量提高注入了活力。小升初、初升高以致恢复高考后，从这所小学毕业的学生，考入中专、大专、本科的人数总比其他学校多，这与小学多年的教育基础牢固有着直接的关系。每每回家我都会抽出时间，到小学门前站一站，听一听抑扬顿挫的讲课声、透着童音的琅琅读书声。旧地重走的小学，如今已是铁门紧闭，空置的校园再无书声入耳。升降国旗的木杆子孤独地守着寂寞，那些陪伴学生成长的教室，像晚年的老人默默地回忆着岁月里的春夏秋冬。

　　离开曾经的小学校，告别父母踏上了归程。轿车驶上公路，我叫儿子停车。站在公路一侧望着新楼，忽听有人呼唤。转身而望，只见公路另一侧站牌下一戴眼镜者穿过公路。“老师，您好!”近前才知竟是高中教过的学生，十几年没见了。“你，不是在镇中学吗?怎么在这?”看着疑惑的我，学生动情地说：“半年前，刚调到这，任教务主任。”“不是放假了吗?”“是这样的老师，学校安排值班，班后正等着回城呢?”“这样吧!跟我坐车回，这样省得我进小学看看了。”

　　在车上，学生说到了新小学的布局结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班级人数。说这些话时，学生满脸的兴奋与憧憬。在他的脸上，我不只看到了新校舍的大概轮廓，更看到了乡村教育腾飞的明天。当学生特别说道，这所小学可供周围二十几个村子的学生就读，共享现代化教育资源时，我顿觉释然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各级学校均应遵循的办学方针，乡村小学教育更显得稳固与重要。尽管小学校迁出了村子，但终究没有迁出故乡的土地。那先前挥之不去的忧虑，仿佛瞬间被一缕春风吹散。

　　故乡的小学，仍然坐落在这片沃土上。茂盛参天的何止是树木呢?三个校貌迥异的小学，一如三张色彩鲜艳的照片。浓缩着往昔的时光，寄托着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