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吠丰年，猪迎新春，猪年祝福，猪年说猪。转眼间，12年一个轮回的新猪年来到了，感慨之中让我想起了20世纪计划经济年代，“斤猪斤粮”(金猪金粮)交“任务猪”的往事来。

　　在吃“大锅饭”的那个年代，粮食奇缺，社员们一年到头分不到几斤粮食，大多数家庭穷的揭不开锅，依靠吃糠咽菜过日子。在那个依靠工分换粮食吃饭的年代，一个整劳力(整劳力就是年轻力壮的男劳力)辛辛苦苦干一天是10分工，一个工日才折合七八分钱。而年老体弱的男劳力以及不满18岁的男劳力，还有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劳力都被定格为“半劳力”，忙活一天只能混“半个工”，挣5分工，仅几分钱。忙忙碌碌地从年头到年尾，靠工分换来的那点粮食少得可怜，还不如交一头100多斤的生猪得来的粮食多呢。

　　那时候，养猪最吃香，福利待遇相当高，那叫“交任务猪”，当时就有“搞好养猪支援国家建设，养猪积肥支持农业生产”的标语，以及“多为国家做贡献”的口号。社员辛苦劳碌一年养一头上百斤的猪，到公社肉食店交上“任务”后，凭着到手的“票据证明”，不仅可以按所交“任务猪”的斤两给予“一斤猪一斤粮”的粮食奖励，还有100斤的饲料粮作为保底添补。而且更让人欣喜的是，在那个“走集体，大锅饭，割尾巴”的年代，养猪户竟然还能享受到三分“饲料地”的扶持补贴，让养猪户自由耕种。在那个“凭票买肉、计划吃肉”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对生产队社员养猪破例的“高度重视”了。另外，养猪户还有“工分补贴”，一头猪可以补贴给二三百分。所以说，家家户户自然也就都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下决心喂上一头“救命猪”或“幸福猪”了。鉴于“斤猪斤粮”的金贵，也就把“斤猪斤粮”叫作“金猪金粮”了。因此，庄户人家总是说“一个棒劳力辛苦干一年，还不如一头猪挣粮食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以生产队为集体核算单位，社员家家户户都千方百计地养上一两头猪。养猪是农民最主要的家庭副业，春天抓上一两头小猪，到年底长大后，若在公社采购站顺利地交上“任务”，再给物有所值地划个好等级，不被压级压价，卖上好价钱的话，就可以用做来年的主要花销，靠养猪换来的收入买布料、买油盐、买各种生活必需品。猪价钱的界定，一般按照所交“任务猪”的肥瘦程度和总体质量划分为等级。采购站工作人员对那些排队挨号等待“验级”的任务猪，都要逐一“验身”过关，通过检验评测之后，便用剪刀在猪身上绞去猪毛，绞出每头猪所属级数的“级差”来。收猪还有“特级猪”划价，其价格最高，但这个等级的“星级猪”却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交猪的社员并不奢望自家猪划成“特级”或“一级”的等次，能给划个二级价就不错了，一般都是三级以下，更多的则是四五级。当时生猪的基本收购价是每斤五六毛钱，“任务猪”划价的每个级差是五分钱左右。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猪粪是个宝，庄稼离不了，那时候没有化肥，种地侍候庄稼以农家肥为主。生产队里的社员主要农活就是挑粪上山，为农作物备肥运粪。所以，社员养猪除了向国家“交任务”之外，更重要的是为生产队攒粪增加肥料，支援农业生产。为了多积肥料，多打粮食，鼓励社员养猪，生产队专门派社员帮着养猪户挑土垫栏。由于喂成功一头猪的苦劳和功劳都很大，所以总是被人另眼相看和称赞。而且，生产队里还要特地召开社员大会，对成绩突出的养猪户进行表彰奖励，大张旗鼓地为养猪功臣披红戴花，隆重表扬。

　　当年公社和大队是大力鼓励农民养猪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要向国家交“任务猪”，因为生猪不允许私自出售，必须统一交给国家，再由国家来进行分配。临近年底到公社采购站交“任务猪”的时候，要小心伺候，生怕历尽千辛万苦喂大的“任务猪”有个什么意外和闪失。因为那时候交通不便，须连拉带拽地用绳子牵着“任务猪”，步行几十里山路赶到公社采购站(肉食店)。

　　在那个吃糠咽菜的贫穷年代，喂猪确实也不容易，人都没有什么可吃的好东西，更何况是“二师兄”呢。猪的伙食可怜的无以言表，除了刷锅水就是麦糠、烂菜叶子、地瓜干儿，一些青绿嫩肥的杂草、野草便是猪享用的美味佳肴了。那时候，喂猪没有像样的饲料可言，全靠打猪草，孩子们放学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上山去拔猪草，去拔猪最爱吃的灰烬菜、蓬蓬菜、马生菜、营生菜等等。因为没有什么“美食”可喂，所以生猪出栏特别慢，一头猪至少要喂上一整年，甚至一年半到两年才出栏，且也只有100多斤。不像现在一些依靠激素、添加剂、催肥药、催熟剂、三月肥等“科学养猪法”催肥的“早熟猪”，仅用三四个月就能长到二三百斤快速出栏。不过，虽然那时候猪的生活很清苦，没什么口福，但毕竟吃的都是些无污染、无公害的原生态“绿色食品”，猪的肉质自然是色香味俱佳，是实打实、百分百的“放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