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大马村人对果木树敬畏有加，这从对这些树所结果实的称谓上看得出来。凡苹果梨桃、海棠杏枣，一律称之为“树熟”。仿佛树是一位厨艺高超的大师傅，所结出的也并非是时令笃鲜，而是果腹饱饭。这一点倒是与新疆人把无花果称为“树上结出的糖包子”有一拼。

　　今儿说说树熟儿枣，农谚有“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之说。这既是一条精练深刻、发人深思的农谚，也是一首好听易记、朗朗上口的童谣。

　　我爱说，当然，更爱写!

　　一

　　说真的，枣是不是7月成熟的，我还真弄不清楚。

　　管他几月成熟呢!植物的生长连着人的心。山西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中唱到：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直接与果树你我相称，不拿果树当外人。悬挂枝头的果实就是玲珑剔透的人心——“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同理，大马村的枣儿红了，孩子们的心儿也醉了——偷枣是那个时节令孩子们怦然心动的主题。

　　其实呢，枣在北京地区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物。夸张点说可谓家家有枣树，户户满天星。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说：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

　　前面说村里的孩子们喜欢偷枣，这倒不是因为稀缺，而是源于儿童的淘气顽皮，北京土话称之为闲悋!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孩子不尊重枣树。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枣树这东西七扭八歪的自身就没个正型。不像人家松树道貌岸然地令人肃然起敬。

　　别说孩子不拿枣树当回事儿了，大人也一样啊。

　　鲁迅在散文诗《秋夜》中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尽管评论家们绞尽脑汁地赋予这句话多么高深的思想性，其实大家一眼就可看出此话的无聊与无奈。

　　真是无聊吗?

　　还是如郁达夫在散文《回忆鲁迅》中说：去看鲁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颗枣树。

　　这就有意思了!如果这两人说的是同一个地方，那鲁迅的文章就相当克制了。人家要是把话说全了就会成这样：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此外，院子里全是枣树……如果说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文章似乎也应该这样改：呜呼，我说不出话来!在北平，甭管搬到哪，都离不开这些该死的枣树。我看北平干脆改叫“枣庄”算了……

　　二

　　枣树这东西其实不赖，夏天一地浓荫，秋季繁星满冠。天上的星星您看到够不着，地下的脆枣却随便扔块土坷垃就会狂飙为你从天落。俗语讲“有枣一杆子，没枣一棍子”，意思就是无论事情的结果怎么样，先试一下再说。将此话再上纲上线就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家伙，这歪瓜裂枣地玩艺儿竟蕴藏着如此高深的哲理。

　　北京的枣树品种很多，据《燕京岁时纪胜》所载：“都门枣品极多，大而长圆者为缨络枣，尖如橄榄者为马牙枣……还有酸甜适度的‘老虎眼’，个儿大、脆甜的大白枣等”。不但史料有枣的记载，传说故事也有不少啊!

　　乾隆爷听说刘罗锅能掐会算，决定试他一试。一天早上，他随手摘了个青色的大枣儿握在手中，差人去叫刘罗锅。刘来了，未等乾隆开口，跪倒就问：大清早儿……老刘想说：大清早把臣宣来有什么事?可刚一开口，乾隆就以为老刘猜对了，急忙张开手说：你猜对了，朕手里握的就是“大青枣”!老刘一头冷汗心想：刚才要说大早晨的还麻烦了。

　　这故事不咋地，但足可说明枣树的遍及。上至皇宫大内，下至百姓人家随处可见。以至于连皇上都拿大枣来检测臣子的智商。

　　话说近些年为保护古都风貌，吵吵嚷嚷好不热闹——大声疾呼者有之，上书谋划者有之，抢救拍照者有之，网文讨伐者有之。我也注意到所有这些大多是就视觉面貌而言的：融洽温馨的杂院、古朴幽深的胡同，人情充溢的市井、街里街坊的无间等。其实，养育一方百姓的热土怎么会只有这些眼巴前儿的东西呢?除了视觉的、听觉的(如：市井吆喝声等)，起码还应该有味觉的。

　　在网上，我看到北京城有个叫潘青华的人，就真的干了件留住味觉的事儿。

　　老潘(那时应叫小潘)1997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农科院林果所。刚来北京，每到周末他就会带上干粮满北京城转悠。转着转着，他发现当时很多院子拆了，院里的许多树也被砍伐，且大多数是枣树，很多已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古枣树。他就想这些枣树都是宝贵财富，就这样白白地被砍伐真是浪费，而且有些品种可能就只有一株，如不保存下来，就面临着绝种的危险。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潘青华脑中：把北京的枣树全部收集起来，太大的树就剪下枝条，嫁接在别的枣树上，然后进行研究和筛选。从1999年到现在，潘青华已在北京城区收集了面临砍伐或枣疯病威胁而绝迹的枣树接穗168份，其中有24份已经定为古树。还在崇文门收集了一颗罕见的有800多年栽培历史的面临衰老死亡的酸枣树，通过高枝嫁接的方式使其保存下来，建立了北京枣资源圃。

　　目前，枣资源圃中保存了从北京城区收集的鲜食类型10个品种、干食类型12个品种和观赏型6个品种，此外还有4个酸枣品种……

　　味觉——舌尖上的记忆是所有人类记忆中最顽固、最稳定、最牢靠的记忆!如此一来，老北京城就可观、可闻、可尝——齐活了!

　　三

　　大马村的枣，作为京城枣树的乡下穷亲戚也没啥新鲜的。缨络枣、“老虎眼”、马牙枣、大白枣居多。记得村后头孙长河家的自留地里有一颗葫芦枣。我吃过，结出的枣子真像一个小葫芦。其他的，最多的就是两头儿尖、中间圆，形状为椭圆形，果肉细嫩多汁，酸甜可口的“尜尜枣”(嘎嘎枣)了。

　　尜尜枣很讨村人的喜欢。当时村里流行“四暄”、“四累”的说法。村民为此还特制“四小”赞之——虎耳草、尜尜枣、母猪的奶头、小孩儿的雀。“雀”读巧儿，指的是男孩儿的“小鸡鸡”。这些话听着有点不入耳，其实很原生态、接地气。它只是说这四种小东西玲珑讨巧，萌态可人。

　　总之呢，我们村的枣就是这么个情况，乏善可陈。而今天我要说的恰恰是一种不起眼儿的小酸枣儿。

　　提起小酸枣，您别看它模样不济，可它却有着光辉的艺术形象。喜欢评戏的京津冀地区的老百姓对评剧《金沙江畔》耳熟能详。其中，那首由评剧大师筱白玉霜演绎的《小酸枣》著名唱段更是家喻户晓。故事就不赘述了，摘几句唱词大家欣赏：

　　小酸枣滴溜溜地圆,

　　红嘟噜的挂满悬崖边,

　　吃在嘴里冒酸水,

　　吃在嘴里口不干。

　　四

　　大马村没几棵像样的酸枣树。有，也只在坡顶沟沿儿处长那么几棵。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真正大规模、密集型的酸枣采摘地，是在村子西面两里地远的“森林坡”!

　　这是一片属于西庄户村的丘陵地。虽名叫森林坡，并没有林木。只是随坡势开垦了许多梯田，作为条田林网，该村种植了大量的小灌木——

　　酸枣树(圪针林)。每到夏景天儿，枝叶茂盛，挂果极多。

　　森林坡的酸枣红了，大马村的孩子疯了。疯的原因是因为有人拿它卖了钱。巨款!五块!

　　再没有什么比能够直接变现更具有吸引力的了。春天我挖过“三角信”(一种药材，碱性极大，洗完手瘙痒难忍)。夏天我到处搜集大麻籽(蓖麻，也是药材)。现在又听说酸枣能卖钱，岂能错过?

　　没有买卖就没有采摘。我顶烈日、冒酷暑，不惧圪针扎、虺虺蛰(一种毒虫。音：惠惠)野孩子欺负等，采摘了一大书包，红红绿绿，酸酸甜甜。

　　站在良乡大角日杂商店门口，不一会儿我就卖了七八毛钱。(我用了一个比酒盅稍大的小玻璃杯，一杯五分。枣大杯小，装不了几颗)。后来卖不动了，天色将晚，这时，一个路过的老太太对我说：孩子，卖酸枣儿要去北关医院，那儿看病、怀孕“害口”的人多。

　　听人劝，吃饱饭，撒丫子我就奔医院。果然，在大门口儿，一会儿功夫我又卖了三四毛钱。不只是孕妇、男女老少看病的都买。可也难说，那年头儿能吃得起正经水果的有多少?而且，都是城里人买，乡下人谁稀罕这玩意儿。

　　大约还剩四五杯了，我沉住了气。这时就见从医院门里走出一位青年妇女(一看就是城里人)，个头不高，脸色苍白，满头是汗。走得很吃力，手撑着腰，肚子不是很大，但是很累的样子。

　　她发现了我，不，是酸枣。两眼放光，一步抢上来，端起小茶杯“一饮而尽”。一边在嘴里狂嚼，一边在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湿漉漉的一毛纸票儿塞给我。她连枣核儿都不吐，直接咽下，两眼闪着泪光。最后，她又双手掏兜儿，空空如也。无奈地舔了舔嘴唇，转身离去。

　　看着她凄凉的背影，按了按瘪下去的书包，我高声喊到：“婶儿!等等，这些枣儿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