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9岁的母亲嫁给了26岁的父亲。母亲从娘家黄柏寺，嫁到了婆家苏庄。黄柏寺和苏庄，相距七华里。

　　父亲是个乡村教师，一生在本县内多个乡村教书育人。母亲嫁给父亲后，只在婆家生活了很短的时间，便跟着父亲在外奔波了。那时父亲在一个叫永宁的镇上教书，母亲便在镇上一个制作各种帽子的厂里做了女工。干了一年多，到了1959年5月，因为第一个儿子的出生，她辞去了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什么时候想起来，脸上都是幸福的神情。

　　1961年8月，她的第二个儿子降生。

　　1965年2月，她有了第三个儿子。

　　1967年6月，老四落草。

　　1971年6月，老五坠地。

　　其实，在老大之前，母亲还怀过一个孩子，没保住，流了。在老五之后，她又怀了一个孩子，响应了计划生育，做掉了。像当时所有的农村妇女一样，生育机器似的，生了一个又一个，然后拉扯他们，在贫困的生活中艰难跋涉，培养他们长大成人。

　　母亲特别能干，除了下地干活儿，她还每年养一头猪，从小猪仔养成大肥猪，卖掉，贴补家用。因为精心，母亲养的猪总是比别人家的长得快，长得大。那时没有成分可疑的猪饲料，猪吃的都是家里的生活泔水，佐以棒子面和米糠。母亲喂猪，总是等着它把泔水吃完才离开，要是猪吃得不香，母亲就会一点儿一点儿地在泔水上撒米糠和棒子面，还会“嘞嘞嘞”地叫着，像是哄着自己的孩子。

　　即使是下雨天，她也要戴着草帽，等猪把泔水吃完。有时细雨把她的身子打湿了，她都不知道。母亲在细雨里，在猪圈旁，在喂猪的石槽前，等着猪把泔水吃完的情景，成了我后来最难忘的记忆。

　　她还养了十几只鸡。鸡也是从小鸡仔养起，鸡仔是看不出公母的，有的人挑了十几只，养大了，发现公的多，母的少。都想养母鸡，为了下蛋，卖了鸡蛋贴补生活。公鸡多母鸡少，就很沮丧，很生气，也很无奈。母亲养的鸡，总是会下蛋的母鸡多，不下蛋的公鸡少，村里人就很羡慕，说:“看看人家，生孩子，生出的都是能干活儿的男孩儿，养鸡，都是会下蛋的母鸡。”都觉得母亲手气好，都愿意让母亲帮着挑鸡仔。

　　关于母亲，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她满手掌的口子，一个是我们衣服上的补丁。

　　先说她手掌上的口子，我们管这样的口子叫裂子，就是裂开的口子。这是常年干粗活儿，洗衣、做饭、喂猪、喂鸡，一双手冷水里出来，热水里进去，冬天里很容易就有了冻伤，冻伤好了犯，犯了好，天长日久两只手掌里就裂开了一条又一条，长短不一、深浅不一的口子。从每道口子里，都能看到新鲜的血肉。

　　母亲的一双手就像两块军用地图，沟沟坎坎，纵横交错，可以驻军和用兵。

　　再说我们衣服上的补丁。我们兄弟五个，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摞着补丁。补丁大小不一，颜色相近。补丁的针脚特别细致，特别均匀，这是母亲每天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缝补出来的。我们身上摞满补丁的衣服，更像一张世界地图，可以在上面看到高山和大川，陆地和海洋，层层叠叠，全是母亲的爱。

　　母亲乐于助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村里有一个老光棍，叫袁金星，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一次他母亲生病，他没钱买药，在村里借了几家都没有借到，有的家可能是真没钱，有的家可能是怕他借了钱还不了。他站在大街上无助地想，想了一会儿，就来到我家，找到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非常痛快地把钱借给了他。后来他家买粮又没钱了，又来找我母亲借钱，母亲又非常痛快地借给了他。当然，后来他也很守信用地把钱都还上了。

　　袁金星常说:“只有陈雪琴，敢把钱借给我。”陈雪琴就是我的母亲，他对我母亲非常尊敬。

　　不仅是袁金星，村里好多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向我母亲求助过，母亲每次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

　　我们家也很穷，日子也很艰难，但我父亲毕竟是个乡村教师，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比起别的人家，还是要强一些。再加上母亲持家有方，养猪、喂鸡，日子总还说得过去，我们兄弟不至于挨饿，也没有受冻。

　　母亲还经常把家里人穿剩下的衣服和鞋子，洗净、补好，送给那些没有衣服和鞋子穿的人。

　　母亲的厉害也是出了名的。我记得那时村里有一个小流氓，叫“带六子”。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台词:“三爷有令带溜子!”很多人都会这句台词，而且经常模仿戏里的小喽啰这么喊叫。不知怎么，就把这个小流氓叫成了“带六子”。“带六子”肯定是从“带溜子”这儿来的。

　　“带六子”经常欺负我。他年龄不小了，成年了，个子却不高。他总是在村里偷鸡摸狗，家家都防着他。他总是欺负那些比他个子更小、年龄也小很多的孩子。他经常把我堵在街上，搜我的口袋儿，假如我口袋儿里正好有几分或者几毛零钱，就会被他抢去。他还逼着我回家给他拿吃的。我不答应他，他就威胁我。

　　我在大街上一见到他，就转身往家里跑，他就像狗撵兔子似的追我。一次，他把我堵在了一个墙角，还从腰里抽出一把刀子，命令我把口袋儿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我弟弟在他追我的时候，就跑回了家，叫来了我的母亲。我母亲给了“带六子”两个清脆的耳光，他的嘴都被打出了血。他一开口说话，牙都红了，手里的刀子也掉在了地上。

　　母亲打完他，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要是再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我就拧下你的脑袋!”“带六子”说:“村里只有您，可以这么打我。我保证，再也不欺负您的儿子了。”以后，他每次在街上遇到我的母亲，老远就哈着腰打招呼，那样子就像一条夹紧了尾巴的狗。

　　母亲只念过四年书，虽然认字不多，一生却最爱看两套书，一套是《毛泽东选集》，一套是《邓小平文选》。她常常教育我们，世界上的道理有两种，一种是大道理，一种是小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做人要懂得小道理，更要懂得大道理。只懂小道理，不懂大道理，也许会占到小便宜，将来肯定要吃大亏。小道理可以糊涂，大道理必须明白。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书，讲的都是大道理。

　　母亲从小对我们的管教非常严格。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平时住在学校，家里的事情基本上什么都不管，生活的重担就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要求我们要做到勤劳和勤奋，干活儿的时候要勤劳，学习的时候要勤奋。

　　我们兄弟五个很小就都学会干所有的农活儿了。每到节假日，我们就和大人们一块儿下地劳动，挣工分了。每到冬天，我们都要到附近的林场去搂果树叶，然后卖到一家饲料加工厂。早晨上学前，每人要搂回一麻袋。天还没亮，我们就被母亲叫醒，外面很冷，我们想在被窝儿里多睡一会儿。母亲看我们动作迟缓，掀开被子，手中的笤帚就落在我们的屁股上了。顿时睡意全消，我们迅速地从热炕上爬了起来。

　　我们兄弟五个，都是凭着努力学习，一个接一个地，从农村考了出来。靠自己的能力，谋得一份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出了不俗的成绩，并且全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母亲的五个儿子，个个有出息，这让村里人羡慕不已，他们都说我的母亲教子有方，还说这是因为我们家的祖上积了德。

　　生活艰难，母亲没少揍我们，逼着我们迎难而上。母亲的笤帚打在我们的屁股上很疼，但是我们和母亲的感情却很深。

　　想起母亲，就会想起很多难忘的情景、温暖的细节，母亲的爱，就会像潮水一样，再次把我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