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对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摄影系主任于全兴来说，就像对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从2001年到2017年这17年中，他三十多次深入中国西部贫困地区，足迹遍及12个省、市、自治区，走了94个国家级贫困县、306个村寨，采访了1100多位贫困母亲。

　　肩负初心始于行

　　乱石堆砌的茅草房前，当时26岁的母亲顾彩莲衣着褴褛，幼小的孩子在她背上瞪大了惶惑的双眼，稍大的女儿表情木然地站在一旁。顾彩莲矮小的身子佝偻着，仿佛被生活的重担压得直不起身来，拧紧的眉眼间流露出深深的无助和哀伤⋯⋯贫困，就这样被具体地诠释在一帧黑白照片里，剜痛了观者的心。这张照片也因此成为“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的标志影像。

　　于全兴将这张照片放大摆在办公室的窗台上，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17年前拍摄时的初心。

　　那是2001年的第二天，38岁的于全兴以某报社摄影记者的身份独自踏上了西行之路。在中国1.28亿贫困人口中，至少有4000万人是贫困母亲，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病。此行，他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委托，用影像记录中国西部地区贫困母亲的生活状态和“幸福工程”的实施成果。

　　“贫困”的分量

　　冬天奔西北，大雪封山。天冷得像铁砧上的霜，冰雪覆盖着大地。于全兴来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下午3点多钟，一行人爬上了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傍晚，于全兴在温泉小镇上找到一家条件最好的旅店。晚上，一钻进被窝，寒气直钻骨髓。于全兴翻出所有的衣服穿上，再用棉被把身子裹紧，只露出眼睛和鼻子，却仍感受不到一丝热气。严寒与高原反应的双重折磨，让他久久不能入睡。这一宿躺下来，比白天还累。之后几天连续赶路，于全兴的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只能不断地吃药。

　　就是在这样的天地里，于全兴第一次体会到了“贫困”两个字的分量。

　　玉树州结隆乡。一个土坯垒的“冬窝子”门口，一个女孩穿着破旧的藏袍痛苦地蹲着，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蜡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

　　“肚子痛，小病。”她的母亲才仁巴毛将客人让进了“家”里。

　　“冬窝子”门很矮，进门必须低头弯腰。十几平方米的屋里很暗，正对着门的地方堆放着牛粪，半米高的土灶就砌在牛粪堆旁，土灶旁一个30厘米高的土台子就算饭桌。屋里没有床，睡觉时在地上垫块毡子。

　　才仁巴毛抹着泪说，女儿从9岁起就经常肚子疼，这都好几年了。懂事的她知道家里穷，从来不哭，更没要求治病，疼起来就用手顶着。

　　“怎么不到州里医院去检查一下?”

　　“哪有钱嘛。”

　　“到乡里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这样的话，才仁巴毛自己都记不清说过多少回了。

　　几个月前，才仁巴毛的丈夫病故，更让这个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大女儿和大儿子不在家，小儿子年幼，而女儿巴青才仁成了主要的劳动力，干完繁重的家务活儿，还要上山挖虫草。随着腹痛的加剧，她能爬上的山也越来越矮。乡里的两个医生都说她患的时肝吸虫病，需要做手术，可是130根冬虫夏草才卖了390块钱，对这个年收入只有600块钱的家庭而言，温饱都成问题，哪里做得起手术呢?

　　望着这一家人凄苦的眼神，于全兴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里去看病。他留下150元钱，让才仁巴毛置办些年货。

　　在车上，于全兴的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压着，要裂开，却裂不开。

　　到了结隆乡，于全兴拿起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来看了看，轻轻咬了一小口便塞进袍子里，再也不肯吃了。原来，她想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于全兴急忙拿出所有的水果，说让她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喊了起来，说完就跑出屋子，拼命地抽烟。后来，藏语翻译告诉他，小女孩只把苹果又咬了一口，还是塞进了袍子里——她从来没有吃过苹果。

　　晚上到了结古镇，于全兴给巴青才仁置办了一身新衣服，又让女干部带她去洗澡。焕然一新的少女与之前判若两人：青色的藏袍、齐整的头发、脸上胭脂样的高原红、怯怯的笑容。于全兴举起相机，把这笑容定格在镜头里。

　　第二天，于全兴带着巴青才仁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做了检查后发现是胆囊炎，但不严重。两个疗程的药费不过70块钱，两个月后，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好了，于全兴的眼睛又湿润了。

　　如果说，开始时于全兴还有些迷茫，那么，才仁巴毛母女的境遇让他看到了“幸福工程”的意义，重新认识了自己工作的价值，坚定了走遍西部的决心。

　　那一年，于全兴跑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等9个省、自治区。

　　2002年，于全兴的贫困母亲纪实摄影展在北京举办，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无数观众为之流下热泪，纷纷慷慨解囊，共向“幸福工程”组委会捐款300多万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参展时感慨道：“你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她们不是外人”

　　从第一次将镜头对准贫困母亲时开始，每当快门“咔嚓”一声，于全兴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顾彩莲、覃纯菊、祝贤美、祝学英⋯⋯这一个个名字、一张张面孔仿佛烙在了于全兴的心上，命运将她们与他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们的人生也因为镜头而改变。

　　2001年11月，于全兴来到云南文山州丘北县官寨乡丫口寨采访。这里80%都是石疙瘩坡地，每户的收入都在贫困线之下。看到路旁有一间倾斜的茅屋，于全兴跑了过去。

　　正好顾彩莲蹲在门口，怀里抱着小儿子，旁边站着大女儿，脸色煞白。于全兴忙问她怎么了。她说胸口疼，没钱看病，就靠孩子的大伯从山里弄点草药，但也不管用。

　　推开门，整间房只有六七平方米，黑乎乎的，没有电。木头搭的床上堆着一团辨不出颜色的棉絮，灶旁只有一口锅三四个碗、一把壶和一个坛子。

　　顾彩莲说，孩子也有病，发病时头都支不起来，一提到孩子，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她说，家里两亩石疙瘩地这年收了不到500公斤的苞谷，只够吃几个月的。她不能下地，只好每天在家里编筐卖，编了将近一年，只挣了100多块钱。

　　于全兴问她：“有这钱，为什么不看病呢?”

　　顾彩莲答：“孩子一年没打牙祭了，想着过年能不能给孩子买点肉吃。”

　　于全兴的眼睛渗出泪水，那一瞬间他按下了快门。

　　2005年春节，于全兴回访顾彩莲家。到那儿一看，她又黑又瘦，一见到他，脸上马上绽放出笑容。

　　于全兴纳闷了：“你咋又黑又瘦呢?”

　　村干部笑了：“能不黑不瘦吗?病也好了，得放牧干活去啊!”

　　顾彩莲说，她一共收到了2.8万元的捐款，成了村里的首富。最让于全兴欣慰的是，物质脱贫给她带来的精神改变。之前村里没人理她，怕她借钱借粮。现在，妇女们农闲时都爱凑在她家聊天儿。她跟人说话都有精气神了。

　　“让贫困母亲幸福”

　　这些贫困母亲境遇的改变，不仅得益于于全兴对她们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得益于“幸福工程”“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救助模式，更与他摸索出的精准扶贫方式分不开。

　　早在2005年，于全兴就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网开辟结对救助专栏，放上贫困母亲的照片、家庭情况的介绍、所需捐款金额，由网友点击认捐。仅2005年到2011年间，就有398位贫困母亲通过结对得到救助，救助金额达到120万元。

　　十几年来，于全兴奔波在西部的山间，支撑他的是一种情结——要让贫困的母亲幸福。

　　由于于全兴的爱心善举，他被提名为2005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并获得“幸福工程”爱心奉献奖、第七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突出贡献摄影工作真”等荣誉。

　　2016年寒假，于全兴又带着学生一路向西出发了。此时56岁的他，希望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做几年，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影响年轻人，让他们用感恩的心回馈这个社会，让“关注母亲的贫困，关注贫困的母亲”的事业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