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末期，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父母为了生计，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奔波，照顾我和妹妹，尤其是在假期照顾我和妹妹，一直是他们沉重的负担。

　　他们别无选择。

　　唯一可选择的，就是把我们送回老家，送到爷爷或者姥姥、姥爷那里。

　　爷爷家和姥爷姥姥家住在一个村子里。

　　我奶奶死得早，爷爷基本保持着一个人生活的习惯——除了照顾自己，不太会照顾别人。所以，所谓的回老家，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姥姥、姥爷家里。又因为姥姥、姥爷上了年纪，一直和大舅过，所以，实际上我和妹妹的假日时光是在大舅的身边度过的。

　　大舅有八个孩子，舅妈又是一个疯子，可以想象，他的日子也是十分艰涩的。但是，大舅从来也不嫌弃我们。

　　关于鸡肉土豆这件事，在我们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一直都是个谜，无论是谁问到姥姥，姥姥都是笑而不语，问多了，就是那句一成不变的回答：“鸡肉让土豆吃了。”

　　土豆能吃鸡肉，这是多年之后我们才能领悟的道理。

　　那是一个夏天的深夜，我们刚刚睡熟，姥姥就起来了，或者说，她根本就一夜没睡，只为要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早饭。

　　即使现在，我也只能用想象填补姥姥劳顿的身影。

　　她坐在月亮地里，一颗一颗地削着土豆，整整一大盆削好皮的土豆，经过井水的清洗，在月光下泛着白光。姥姥是小脚，她提水洗菜的身影不自觉地蹒跚。大黄狗跟在她身前身后，不时地用尾巴扫荡她的裤脚，熟睡的家人拥挤在一铺炕上，发出横七竖八的呢喃。

　　我的想象里没有鸡。

　　我设计不出一只退了毛的鸡在月光下的形态。

　　也许，从一开始，小鸡就被土豆“秒杀”了。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只夜间出来觅食的黄鼠狼，在什么地方叼了一只鸡，想从舅舅家的院子抄近路穿过，恰好被姥姥撞见，黄鼠狼慌不择路，情急之下，弃鸡而走，让姥姥凭空捡了一个便宜。

　　莫知其属。

　　反正，天一放亮，起夜的孩子就都闻到了鸡肉的香味，包括我，也包括被我推醒的妹妹。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被食物的香味激醒，有的甚至尿意全无。我们一边吞咽着口水，一边问：“做的什么呀?”

　　姥姥很有耐心地一遍遍回答：“小鸡炖土豆。”

　　那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一炕的孩子都爬起来了，没有模糊，只有清醒;没有残梦，只有现实——不年不节，我们能吃上一顿鸡肉!?

　　那是一个又麻利又勤快的早晨，叠被的叠被，扫地的扫地，放桌子的放桌子，拿碗筷的拿碗筷。不用吩咐，没有命令，“小鸡炖土豆”像一个高级指挥官，把我们的灵魂都统帅了。

　　终于开饭了。

　　一盆金黄的大饼子先被炝出来了，饭桌上是熟悉的玉米的甜香，可随之而来的鸡肉的浓香很快就以强有力的势头压了上来，让我们的口水喷涌而出。整整一盆酱红色的鸡肉炖土豆上桌了，我们的筷子不约而同地伸了出去。

　　土豆。

　　鸡骨头。

　　土豆。

　　鸡骨头。

　　没有鸡肉!

　　姥姥故作纳闷地用筷子在盆子里翻动，半晌，恍然大悟，说：“炖的时间太长，鸡肉都让土豆给吃了。”看我们有些愣怔，忙说：“鸡肉都在土豆里，再不快吃，鸡肉就都化了。”

　　那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吃土豆就等于吃鸡肉。

　　吃了鸡肉的土豆比鸡肉还香!

　　连续多少天，我们都沉浸在对这场盛宴的回味和谈论之中。土豆在我们的肚子里，就是鸡肉在我们的肚子里，至于土豆如何把鸡肉给吃了，我们只能感知它太神秘，却不能获知解题之法。

　　直到姥姥去世那年，得知我在学习写作，她才拉着我的手，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那一年，姥姥回娘家帮工，舅姥爷请饭，杀了一只鸡，收拾碗筷的时候，姥姥把桌子上的鸡骨头悄悄地用头巾包好带回来，重新洗净后为我们烹制了一顿难忘的早餐;只能是早餐，因为这顿饭，除了在夜里准备“食材”，其他的时间，都无法做到掩人耳目。

　　我明白，这是贫穷下维护尊严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