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村，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全村两万多人，农民工占了十之八九。一位农民工告诉我：“刚进城，我们住在三环，后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又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城市化大潮，无数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文化冲击的过程。旧的身份角色失去了，新的身份角色却未确立，彷徨、奋斗、追寻⋯⋯构成了一个精神变迁的过程。

我在皮村的“老朋友”孙恒在“工友之家”等我，久未相见，我们言谈甚欢。孙恒滔滔不绝起来：“过去，社会上都习惯叫我们‘打工者’，这是指我们是一群被雇佣的劳动者，而‘新工人’则有了主体性的含义，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其次，‘新工人’是我们一种自觉的诉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从孙恒的话中，我咀嚼出了个中意味：他们已不仅仅是“新一代农民”，他们正在向“新一代工人”嬗变;他们已不满足于做“城市边缘人”，他们渴望进入城市主流社会，甚至成为“新北京人”。

1998年，孙恒告别家乡，成了一名流浪歌手。尽管他全身心地投入，却越唱越迷茫。一次偶然机会，孙恒到一个建筑工地待了三天。晚上，他在逼仄的工棚里为工友们唱歌，唱一些老歌，也唱自己编的歌谣。工友们连工装都来不及脱，手里端着饭盆，两眼盯着他，那种目光与在地铁站演唱时路人的目光有天壤之别，孙恒突然明白了，这里才是他唱歌的地方。

同吃同住，听工友们讲打工史，讲乡愁，讲婚恋，讲艰辛与憧憬，孙恒觉得自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还专门为一位叫阿彪的工友写了一首歌《彪哥》，台下的阿彪听得泪流满面：

认识你的时候，已是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

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

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得累，

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

其时，孙恒结识了王德志、许多、姜国良。来自内蒙古科尔沁的王德志，是怀着学相声、当明星、上春晚的梦想来到北京的;许多高中毕业后，在舅舅的模具厂干过，还当过协警，他觉得“自己是家乡当中的一只鸟，就是要挣脱这片林子、这张网，飞出来，来到北京”;而姜国良“从电视、电影里看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的世界不一样，就想出去看看，去挣钱”。四个都喜欢文艺、都怀着青春梦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惺惺相惜，志存高远。他们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使组织和演出合法化，2005年7月，他们又向民政部门注册了“工友之家”机构，孙恒出任总干事。

歌曲《想起那一年》《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电梯姑娘》等，相声《漂》，还有小品《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艺术团唱的说的演的都是熟悉的生活，只要工友们喜欢就行。

这些年来，“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社区活动中心，设有法律咨询、维权热线、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等。它要给工友一个聚会的地方，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

来自河北吴桥的工友郭福来，每到周日晚上，都会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听高校的志愿者老师讲课。同时，他又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将自己的生活写成作品。

郭福来的那篇《思念妻子的一封信》感动了身旁许多工友：

小英，你听说过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吗?咱们可以把思念打成包装，放进背囊。到老了，不能再打工时，咱们运回老家。坐在自家的土炕头上，一点点打开，重温今天分居时的思念，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而今，创作已成为郭福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周一、周二构思，周三、周四写作，周五、周六修改，周日晚与大家交流。因为有了这个文学小组，因为有了文学，郭福来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个体的尊严。

艺术团在演出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打工文化的重要性。

孙恒说：“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孤零零的。做了这些事后，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自己也是工人群体中的一分子，负面的情绪慢慢消失，逐渐从摇滚歌手的个人宣泄转变到为劳动者歌唱，也更自信了、更有方向了。”

自2009年以来，“工友之家”发起并举办了四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来自深圳、广州、重庆、香港、北京等地的劳工代表和打工诗人、民谣歌手、民众戏剧爱好者以及皮村社区居民，汇集在皮村。在艺术节期间举办的“劳动文化论坛”上，打工“艺术家”们更是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

“工友之家”进驻皮村后，孙恒发现到处都是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在游荡。原来，皮村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后，他们的子女也伴随而来。当时打工子女入学“门槛”多多，许多孩子无法上学。孙恒的眉心蹙在了一起，他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道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打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当时，沈金花在中华女子学院读大四，正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有一天，孙恒告诉她，“工友之家”准备办一所打工子女学校，鼓动她留下来。沈金花疑惑地说：“我自己还是个学生呢，如何办得了学校?”孙恒说：“你不是学社会学的吗?现在社会需要这样一所学校，在这里你会大有作为的。”或许是被这段话触动，沈金花真的留下来了。因为有了这所学校，皮村和周边的七八百个打工子女重返校园。

这些孩子有的从小随父母进城，有的就在北京出生，从少不更事起，他们便被自己的身份所困扰。同心实验学校把“爱”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自信地成长。一位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每天清晨一走进校园，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这里没有歧视的目光，只有温暖的眼神。在这里，我时时感到被重视、被关爱，我不会因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农民工而自卑⋯⋯”沈金花觉得这是孩子们给学校的最高奖赏。

“听说有机会可以当公务员，也可以到香港继续读研究生，你为什么选择了坚守?”我问。

沈金花沉吟了片刻，说：“第一，如果我觉得做一件事是有价值的，就会很有动力;第二，如果身旁有了共同追求的人，而且越来越多，就会感觉很好;第三，如果我们有一个内心想过的生活，如果我们有一种向往，很多人在为之努力，那么我自己也需要付出努力。”

离学校不远便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这是全国第一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墙上的一条横幅，挽住了我的脚步：“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真实生活的记录;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内心世界的反映;

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为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贡献的证明⋯⋯

夜幕降临了。许多穿着工装的工友匆匆赶到“工友之家”，创业培训、法律咨询、女工小组、文学小组、舞蹈班，“工友之家”又开始一如往日地热闹、忙碌起来⋯⋯

如果说，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近三百年的城市化演变历程，那么，从农民工到新工人，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让广大农民不断从现代化发展中得到实际利益，而不是成为现代化的被遗弃者，应是我们城市化成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