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从京城回到湘西农村，在那块熟悉的土地上，陪伴着父母，与家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品味着远离大都市、融入新农村的日常生活。十来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还是明显感受到了家乡的巨变，也发现了乡村面临的新忧。站在乡村熟悉的山头上，可谓：“四面青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生态环境恢复快，食品安全问题多

　　我的家乡，在改革开放初期，生态环境曾遭到明显破坏，一座座山头被砍光了，一条条河水被污染了。村前的三都河竟然露出了河床，甚至出现了季节性断流。近些年来，随着大量中青年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家乡的生态环境开始快速恢复，山上重新长出了树木，披上了绿色。山间小路因行人稀少，杂草丛生。我在试图重走以前走过的一些山路时，发现繁茂的灌木杂草挡住了去路。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现在似乎也可以说，世上本有的路，因走的人少了，也便没有了路。人类活动的退缩，给大自然万物的生长留出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敝村属于纯农区，尚无工业，空气质量比北京要好得多，基本上都是蓝天白云。沿家乡的三都河边走，发现有不少白色的野天鹅在自由地飞翔和降落。当我在呼吸优良空气的时候，却发现这里的食品安全已成了大问题。

　　在家务农的二姐告诉我，现在都是懒人农业，没人像过去那样除草，村民普遍使用除草剂。至于使用农药、化肥、农膜等则更是稀松平常。村民养猪、养鸡、养鸭，普遍使用激素饲料。当地政府对3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给予补贴支持，而不管其是激素饲料养殖还是生态养殖。在中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地方政府仍然局限于支持数量上的规模养殖，而对质量上的生态养殖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二姐说，每年都是镇里发放水稻种子和油菜种子，村民到村干部那里免费领取，但不知是不是转基因种子，反正农民已经不能自己留种。由于平时我向二姐介绍过一些生态有机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因此，二姐坚持自己家里吃的辣椒等蔬菜不打农药，不使用除草剂。

　　我在与一些村民交流中，发现村民对生态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至于什么是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更是普遍不清楚。这次回到故乡休假，我最大的欣慰是鼻子能呼吸到新鲜安全的空气，但却难以保障嘴巴能吃到安全放心的食品。

　　舌尖上的安全已经是农村最大的问题之一。因食品不安全造成村民患上各种疾病去世的越来越多。建设健康乡村已刻不容缓。

　　放眼旧居换新颜，乡里难见少年郎

　　在农村，村民最大的理想似乎就是建新房。敝村以前的住房主要是木房子和土砖房。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建起了砖房子。当时建的砖房子全部为裸砖结构，墙体内外均不粉刷装饰。现在仍然可以见到几栋80年代的房子。

　　近十几年来，村民普遍建起了新的楼房，一般是两层的楼房，也有三层的。在村里，如果没有建楼房，就会让人感到很没有面子。男子要娶媳妇，没建新房几乎是没有媒人找上门的。我到村里走一圈时，发现改革开放前的木房子和80年代的砖房子已经很少了，村民绝大多数都建起了新楼房。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村里很洋气的新楼房，几乎都是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回家修建的。而单纯依靠种地的农民，根本建不起新房子。

　　我们常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第一产业。但从事这个基础性产业的农民，却无法通过辛勤劳动富裕起来，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要让农业成为有希望的产业，让从事农业的农民成为有尊严、有体面的职业，就必须要有重大的改革。

　　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在村庄里溜达时，很少见到中青年村民，许多新楼房门上一把锁，人去楼在，偶尔遇到一些老人，便随便聊上几句话。村里的中青年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出钱出力新建的楼房也顾不上住几天。他们将新屋建成后，要么将它交给家里的老人看守，要么交给一把门锁看护。村民外出打工，挣了钱就是为了建房，而建了房，却不能正常居住生活，又行色匆匆地外出打工了。

　　有人说“乡”的繁体字是有“郎”的，现在好了，简体字的“乡”里无“郎”了。这种不能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化，既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又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病”。

　　公路修到家门口，遍地垃圾无人管

　　经过十年的新农村建设，村里的公路交通有了明显的改观。村前三都河上修建了一座桥，桥头的石碑上，雕刻有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额。本人捐款的1000元也铭刻在上面。村里的水泥路通到了各个自然村，以前最偏远的小砣、半山上这两个自然村，也修通了水泥路。这给村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我沿着村里的水泥路步行，先后到过小砣、半山上、太栗坳、蔡家、清河坪等自然村，遇到村民便随便交流问问村里的一些情况。村民家门口基本都通了水泥路，这样生产生活都比较方便。村里还建起一些太阳能路灯，开通了自来水，洗衣机和冰箱能够正常使用。但糟糕的是，农村的垃圾却没有安排收集和处理，村民对于各种垃圾，要么随手扔，要么擅自丢在一堆，也没有人专门处理，任其臭气熏天。

　　我小时候，农村是没有垃圾概念。所谓的垃圾，就是动物饲料和农家肥，可以循环利用。现在造成的农村垃圾，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厨房生活垃圾。以前厨房生活垃圾都成了动物的饲料，本质上没有什么垃圾可言。现在饲养动物普遍使用饲料，厨余垃圾产生了。二是农作物垃圾。以前农作物垃圾要么成为动物的食材，要么成为村民的燃料，要么成为有机肥回归自然。现在这些东西则无用武之地，便成了垃圾。三是工业品垃圾。城市各种工业产品输入农村后，也将各种垃圾也带入了农村。药瓶、塑料制品等散布在乡村各地。前两种垃圾可以很好地处理后回归自然，唯有工业品垃圾的处理，是个棘手的大问题。

　　目前，村里尚无垃圾处理的意识和应对之策，各种垃圾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老人农业老人爱，精准扶贫精准难

　　网上有种说法，80后不愿种地，90后不会种地，00后不提种地。现在家乡的种地主力军，都是些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老农民。在村里，我见到一些老年村民仍然对农业充满深情，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些农活才舒服。

　　在敝村，至今既没有搞过任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也没有成立任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也不靠农业这个收成。留守农村的中老年村民，只有担负起种地的责任。对他们来说，除了种阳春，他们不会干别的。他们只有每天干些农活，才感到满足和心安理得。以前村里大都种植早稻和晚稻，现在则已经全部改种中稻了。家乡从种植双季稻到单季稻，这是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倒逼的结果。不光是敝村，我一路走过，附近见到的村庄都只种植单季稻了。

　　改革这么多年来，村里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以前吃不饱饭的情况不复存在了。但因劳动力缺乏、年纪偏大、疾病等因素，村里不同情况地存在一些生活困难的人，贫困仍然是村庄的组成部分。

　　一位我称呼为三伯娘的老人，70多岁了，老伴已去世几年，两个儿子都已分家，在外打工，她大儿子因病已经瘫痪，二儿子在怀化打工。她一个人居住在一栋破旧的木屋子里，没有电灯，也不用煤油灯，不用自来水，天黑就睡觉，用水就到井里去挑。她看到我回村后就来问我，说她住的房子快要倒塌了，政府能否帮她维修?我对她说，现在中央正在实施精准扶贫，你可以跟村干部反映情况。她说已经跟一位村干部说了，村干部回答她说：“你房子还没有倒，等倒了后再说。”这位三伯娘感叹说：“如果等房子倒塌了，我可能就被压死了。”联想到今年8月26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村民杨改兰因贫困等原因将自己4个子女杀死后服农药自杀的悲剧，我们对农村基层干部能否真正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的政策，的确不宜过于乐观。

　　撤乡并村热情高，创新治理机制少

　　这次全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撤乡并村，我老家所在的观音阁镇，已将隔壁的木溪乡并入其中;所在的山脚下村，已与对河的湖青村合并为莲花台村。一位村干部介绍说，原本将合并后的村叫莲花村，后发现全县还有一个莲花村，就加了一个台字，改成莲花台村了。

　　这次大规模的撤乡并村，是湖南省的统一行动计划。记得1995年全省进行乡镇机构改革时，溆浦县当时撤了8个区公所，但相应地改名为8个办事处，照常运行;同时将50个乡镇撤并为43个乡镇。当时尚在县里工作时的我认为改革不到位。后来我利用怀化地区撤地设市的机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2000年第1期《怀化经济》上。我在文章中建议溆浦县撤销8个办事处，将43个乡镇合并为25个为宜。

　　2009年11月，溆浦县撤销了8个办事处;2015年，溆浦县将43个乡镇刚好合并为25个。这与我的设想和建议完全吻合。我在休假中翻出当年发表的文章，补写了一个“作者按”后发布在网上。我在“作者按”中提出，今后溆浦至少应在如下三个重点方面发力：一是立足农业大县优势，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生态农业之路;二是把握地理区位特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走城乡一体化之路;三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民主法治之路。

　　撤乡并村，只是机构的物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基层政府的职能没有相应转变，乡村治理机制也缺乏改革创新。可以说，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远比大规模撤乡并村更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但问题是，我们更热衷于乡镇机构的撤并，而不是专注于体制机制的创新。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如何建设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

　　作者：湖南省溆浦县人，法学博士，中国知名“三农”学者，现为北京市农研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农民权利研究系列作品《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利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以及新型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研究系列作品《新市民》《北京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问题研究》《北京市新型城市化研究》《北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研究》《农民荒》《北京市法治城市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