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振军

　　母亲去世的前一年，也许她老人家有什么预感，拼着命地给我纳鞋垫。实在坐不住了，便左歪着，右歪着，变换着各种姿势，劝也不听。

　　一年之后，八十六岁的母亲走了，走的那么叫人心碎。

　　每当想起母亲，我就把母亲亲手做的鞋垫拿出来仔细端详：鞋垫是传统手工制作;材料是母亲亲手打的袼褙，袼褙外面是一层白色的棉布，没有花山秀水，平实细密的针脚，宛若田野上布满了棵棵幼苗，蕴含着无限的期望，难怪看了的人都啧啧称奇，“这哪像八十多岁人的手艺!”

　　不知哪来的精力，母亲一共做了六双。垫上它，我觉得脚底温暖、踏实⋯⋯剩下的再也舍不得垫了，我要永久地保留它，保留那段永久的记忆。

　　我双手捧着鞋垫，努力寻找母亲留下的痕迹;我用鼻子轻轻去闻，去感受母亲的体温、母亲的气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此时的我，禁不住落下泪来。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长得高高大大，慈眉善目。她这辈子很不容易，父亲走后，是母亲带着我们在艰辛的生活中走了过来。

　　母亲是个不辞劳苦的人。我们家哥仨姐仨，这么一大家子人，穿衣就成了一件大事。哥哥的衣服弟弟穿，姐姐的衣服妹妹穿，母亲每天都为我们没完没了地缝缝补补。

　　我九岁的时候，就担当起了家里打柴供灶的重任。为此，那年冬天，母亲给我做了一身崭新的劳动布棉衣。本以为结实耐穿，没想到，刚到春天，我的棉衣早已开花裂瓣了。母亲数落我说：“打柴是费衣服，可也得注意节省呀，山上花还没开呢，你倒变成花小子了。”

　　母亲白天干活，每天夜里还得在灯下飞针走线，这双鞋还没做好呢，那双鞋又张开了蛤蟆嘴，但我从来没有品尝过有些孩子光脚丫子的味道。

　　母亲的针线活儿在村里首屈一指。别人搓麻绳，都是挽起裤脚在小腿上搓，母亲为了节省灯油，发明了手捻麻绳，而且捻得又匀又快。有的大妈大婶吃完晚饭，拿上一绺麻匹到我家，黑暗中，母亲和她们唠着家长里短，光润的麻绳小蛇一样在母亲的指尖上飞快地流出。大妈大婶满意地离开时，手里的麻匹换成了麻绳。

　　母亲一个人做针线的时候，做着做着还哼起了小曲，曲调缠绵委婉，听着很是伤心的那种也许是母亲心中藏着许多往事。

　　很早以前，也许是为了躲避战乱，母亲和爷爷奶奶、大伯大娘们住到极遥远的深山沟，(现在祖坟还留在那里)。日寇搞“并围子”，许多老百姓不堪忍受日本鬼子的蹂躏，扶老携幼地逃进沟里来，霎时我们家成了难民营。鬼子追到了半路，山上搜到了八路军藏的一大堆血衣，一把火点着后，谁知里面还藏着子弹和手榴弹，这些东西遇火炸响，鬼子误认为中了八路军的埋伏，仓惶逃了回去。母亲望着滚滚浓烟，正害怕鬼子进来，放哨的传来消息：鬼子走了。母亲这才松了口气，高兴地为大家做饭吃。

　　父亲哥四个，父亲排行最小，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生活，这在今天想来不可思议。那时的母亲很会做事，上敬公婆，下疼侄亲，有了活计，母亲总是抢着去干，和妯娌们的关系处的十分融洽，更讨爷爷、奶奶的喜欢。

　　解放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母搬到了村里住，伯伯、大娘们仍住在深山里。

　　父母搬出深山不久，二伯得了肾病，为了方便治疗，二伯住在我家，母亲伺候了四十多天，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二伯还是撇下二大娘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人寰。

　　为了生存，二大娘领着两个孩子去讨饭，吃野菜中了毒，浑身上下肿的像发面馒头。母亲看了十分难过，那种年月真的无能为力。

　　母亲说起往事，说到伤心的时候，总是轻轻地叹口气。

　　比起二大娘家的两个孩子，我们则幸运得多。每当饭桌放在炕上，饥肠辘辘的我们会一窝蜂似地围到饭桌上，用筷子敲着饭碗等待着填饱肚子。母亲把饭端上来，也许是饭少，我们吃饭时，她总是去喂猪喂鸡，或干别的零活儿。等到母亲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桌上的饭也差不多没了。还有时，母亲端上满满的一大盆粥，我们大家挤在桌上吃着，母亲总是坐在炕边为我们盛饭，盛完了这个的，那个的又吃没了。母亲看着我们吃，不知不觉饭盆见了底。即使这样，母亲还是偷偷地给二大娘家留出一些饭菜，她宁可自己不吃，也把饭菜送到侄儿手中。母亲辛勤操持家务，还常常忍饥挨饿，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

　　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家都生了一大堆孩子。在那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有的妇女只得带着孩子下地干活，任凭风吹雨淋。母亲看在眼里，于是回家和父亲商量：“刘家的孩子着凉得了大肚子病，我帮大家哄哄孩子吧。”当时的父亲会做小买卖，农闲时赶上毛驴驮着杏干儿到坝外换粮食，所以生活比别人家略强。善良的父亲想了想，还是答应了。这一答应不要紧，好几个孩子都抱到了我们家，母亲还得自己搭粮食⋯⋯那时的我们家，简直成了义务幼儿园了。这些孩子，母亲一哄就是好几年，直到他们上了小学。在那艰苦的日子，母亲能做到这些，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在物质社会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了高考补习班。一次回家拿饭费，发现母亲对父亲悄悄说了些什么。父亲出去后，很晚才回来，脸色十分难看。后来才知道，父亲出去给我借钱，一连跑了好多家，才借了七块钱。上学走时，母亲递给我七元钱和一个手巾缝的兜子：“这是你这个月的饭费，再把这些干粮带上。”

　　哪光是饭费呀，还得交资料费、试卷费⋯⋯母亲见我沉默，叹口气说：“没有苦中苦，哪有甜上甜呀。”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我知道，家里哪还有钱呀，这钱分明是借的，父母怕我知道借钱产生思想压力，所以瞒我。我走出了好远，当我再次回过头时，发现母亲还在柴门前望着我⋯⋯

　　在那艰难的日子，命运好像总和我做对，50多岁的父亲患脑癌去世，为了偿还家里的外债，我骑着自行车远去丰宁以北的小坝子学木匠，走的时候，母亲依然千叮咛万嘱咐，目送我走远。

　　在那风沙弥漫的塞外，我常常思念母亲。熬到了五月，坝上高山依然一片白雪，我耐不住思母之情，骑上自行车往回赶。真是两个世界，到了家乡，日暖山青，麦苗长得老高了。我迫不及待地走近家门，发现门上着锁。

　　我四处寻找母亲。远处的山林里，母亲正背着一口袋猪食艰难地走着。我跑了过去，母亲放下口袋，使劲地看着我：“儿子，你怎么瘦了?”在外饱受磨难的我，泪水一下子冲出了眼眶⋯⋯

　　看到我家日子艰难，一位好心人劝我母亲：“往前走一步吧。”然而这个人的话被母亲一口回绝。

　　随着改革开放，日子逐渐地好了起来。也许是过惯了苦日子，在吃穿上，母亲从不挑三拣四。她喜欢粗茶淡饭，尤其喜欢喝粥。看到地上散落着粮食，母亲边捡边数落我们：“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时候的诗白背了。”当玉树发生地震、大喇叭广播捐款时，母亲忙从自己的体己中拿出二百元钱：“快把这钱交上去，受灾的人无家可归了。”

　　中秋节，儿子回来，妻子做饭忙的不可开交。母亲不忍看灶里的火往外着，便去攒火，没想到就此发生了悲剧：她把腰扭了。我们两次把母亲送到城里医院，大夫检查：“没大碍，伤了软组织。”开了跌打损伤药，叫母亲回家疗养。

　　母亲的病情愈发严重，开始大口吐血。我怀疑：是不是医生搞错了?第三次直奔第一医院。我们把之前的胸片拿给大夫看，大夫说：“胸占位，肺癌!”晴天响起了炸雷，我惊呆了!接着检查：“癌细胞扩散，侵入骨髓⋯⋯”我谴责自己：让母亲按时吃治高血压、冠心病的药，想不到顾此失彼，延误了治疗。

　　我们不忍心告诉母亲。当时已是年关，她老人家或许有了什么预感，哭着说：“我想家，我要回家过年”。我们万分难过：让母亲回家再过一个年吧。

　　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看望母亲的人络绎不绝，其中还有她当年哄大的孩子们⋯⋯

　　病魔无情地折磨母亲。我的心阵阵揪痛，都说苍天有眼，都说人在做，天在看，母亲这么好的人，为啥要叫她遭这份罪!这年的春节，可以想象我们是怎么度过的。

　　大年正月十六，母亲终于走了，走的明明白白。

　　母亲，您一生勤劳善良，宽厚待人，您不但善待自己的子女，更善待身边所有的人;您的包容、厚德超越了人间伦理大爱，您是天下最伟大的女性!

　　母亲去世二周年的日子，双手捧着母亲亲手做的鞋垫，我泪洒衣襟，敲出了以上的文字⋯⋯